乾嘉时期，以戴震为代表的汉学如日中天，主张以章句训诂考据以求道，章学诚和姚鼐则一以史学为主、一以文学为主相抗衡。戴震经学不重文，章学诚虽然以史为主，提出六经皆史的主张，但其《文史通义》通论文史，对文亦颇重视。姚鼐虽然也重视义理和史学考据，但其主要是文章家，所以在重视文辞上，章姚二人有共同点。“清代文论以古文家为中坚，而古文家之文论，又以‘桐城派’为中坚。”① 章学诚生当桐城派兴盛之际，其以史统文的学术取向遂与桐城派在古文理论上产生了争论。他在《古文十弊》中说：“余论古文辞义例，自与知好诸君书，凡数十通；笔为论著，又有《文德》、《文理》、《质性》、《黠陋》、《俗嫌》、《俗忌》诸篇，亦详哉其言之矣。然多论古人，鲜及近世。兹见近日作者，所有言论与其撰著，颇有不安于心，因取最浅近者，条为十通，思与同志诸君相为讲明，若他篇所已及者不复述，览者可互见焉。”② 可见对古文问题章学诚也非常重视。对于姚鼐建立桐城派文统，以及章学诚重树浙东史学的学统以与戴震的汉学训诂相抗衡，学界多有论述，③ 但对于章学诚、姚鼐在古文领域所隐含的学术争鸣及其意义，学界尚未抉微阐幽。鉴于桐城派文论学者论述已多，本文着重阐述章学诚的古文理论，从学统与文统，学与文，义法与清真等方面比较章学诚与桐城派尤其是与姚鼐古文理论之异同。④ 一、学统与文统 重视统绪是古代士人论学的一个传统。清人虽然延续以往的话头，也讲道统，但在学术贵综合的背景下，则多讲学统，因为学统可以包涵道统、史统、文统等方面。桐城派合程朱道统与韩欧文统于一身，这是他们的学统。桐城派创始人方苞自称“学行继程朱之后，文章介韩欧之间。”⑤ 以程朱上接孔孟之道统，以韩愈上接《左传》、《史记》以达于五经。⑥ 到姚鼐则正式打出桐城派的旗帜，借“天下文章，其出于桐城乎？”⑦ 的赞语，以古文正统自居。又辑《古文辞类纂》，于唐宋八大家之后，明录归有光，清录方苞、刘大櫆，以表明文统传绪所在。由此可见，桐城派文统是由归有光通往唐宋八大家，并进一步与秦汉古文传统相衔接，从而以唐宋派为主，并调和与秦汉派之争，以桐城古文为中国古代正统派古文的嫡传正宗。这种统派意识，就很容易诱发学术争论。 章学诚晚年作《浙东学术》，将自己的学术归于清初黄宗羲，建立了浙东史学的学统。其实黄宗羲本人学统意识也比较强。在《孟子师说》卷七中针对前人的道统论，他说：“尧舜其元也，汤其亨也，文王其利也，孔孟其贞也，若以后贤论，周程其元也，朱陆其亨也，姚江（王阳明）其利也，蕺山（刘宗周）其贞也，孰为贞下之元乎？”⑧ 元亨利贞，贞下启元者为谁？黄宗羲显然以刘宗周之学的继任者自居。黄宗羲论文则主张学统与文统的合一：“夫考亭（朱熹）、象山（陆九渊）、伯恭（吕祖谦）、鹤山（魏了翁）、西山（真德秀）、勉斋（黄斡）、鲁斋（王柏）、仁山（金履祥）、静修（刘因）、草庐（吴澄），非所谓承学统者耶？以文而论之，则皆有史汉之精神，包举其内。其他欧（阳修）、苏（苏洵、苏轼、苏辙）以下，王介甫（王安石）、刘贡父（刘攽）之经义，陈同甫（陈亮）之事功，陈君举（陈傅良）、唐说斋（唐仲友）之典制，其文如江河，大小毕举，皆学海之川流也。其所谓文章家者，宋初之盛，柳仲途（柳开）、穆伯修（穆修）、苏子美（苏舜钦）、尹师鲁（尹洙）、石守道（石介）渊源最远，非泛然成家者也。苏门之盛，凌厉见于笔墨者，皆经术之波澜也。晚宋二派，江左为叶水心（叶适），江右为刘须溪（刘辰翁）。宗叶者，以秀峻为揣摩；宗刘者，以清梗为句读；莫非微言大义之散殊。元文之盛者，北则姚牧庵（姚燧）、虞道园（虞集），盖得乎江、汉之传；南则黄潘卿、柳道传（柳贯）、吴礼部（吴澄），盖出伦华之窟。由此而言，则承学统者，未有不善于文，彼文之行远者，未有不本于学，明矣。”⑨ 概论宋元儒者与古文家，强调文以学为本，文统是学统的继续，学统是文统的根本所在。黄氏之学已经开始由以理学为主、兼及史学、文学到以史学为主的变化，所以章学诚说“浙东之学，虽出婺源，然自三袁之流，多宗江西陆氏，而通经服古，绝不空言德性，故不悖于朱子之教。至阳明王子，揭孟子之良知，复与朱子抵牾；蕺山刘氏，本良知而发明慎独，与朱子不合，亦不相诋也。梨洲黄氏，出蕺山刘氏之门，而开万氏弟兄经史之学；以至全氏祖望辈尚存其意，宗陆而不悖于朱者也。……世推顾亭林为开国儒宗，然自是浙西之学。不知同时有黄梨洲氏，出于浙东，虽与顾氏并峙，而上宗王、刘，下开二万，较之顾氏，源远而流长矣。”⑩ 由此可见，章学诚自认是黄氏所开创的浙东学术后继者，且凝练浙东之学的特点为“言性命者必究于史，此其所以卓也。”(11)以史为主，贯通文史，并以文史明道。他明确地说：“盈天地间，凡涉著作之林，皆是史学。六经特圣人取此六种之史以垂训者耳。子集诸家，其源皆出于史。”(12) 需要明确的是，章学诚之史学是泛史学，传统所分别的经史子集在章学诚看来都是史籍。正如钱穆先生所说：“章实斋讲历史有一更大不可及之处，他不站在史学立场来讲史学，而是站在整个学术史立场来讲史学，这是我们应该特别注意的。也等于章实斋讲文学，他也并不是站在文学立场来讲文学，而是站在一个更大的学术立场来讲文学。这是实斋之眼光卓特处。”(13) 通过这样的学术视野，章学诚认为古文的传统应是史学的传统。他说：“古文辞必由纪传史学进步，方能有得。……左丘明古文之祖也，司马因之而极其变；班、陈以降，真古文辞之大宗。”以叙事为主的史文为古文之本。针对大家津津乐道的苏轼“韩子文起八代之衰”的论断，他则认为“古文失传亦始韩子。盖韩子之学宗经而不宗史，经之流变必入于史，又韩子之所未喻也。”对于另一个关键人物欧阳修以及唐宋八大家，他也是这样的看法：“近世文宗八家以为正轨，而八家莫不步趋韩子，虽欧阳手修《唐书》与《五代史》，其实不脱学究《春秋》与《文选》史论习气。而于《春秋》马、班诸家相传所谓比事属辞宗旨，则概未有闻也。八家且然，况他人远不八家若乎？”(14) 此观点又见于《上朱大司马论文》：“古人著述必以史学为归，盖文辞以叙事为难。……古文必推叙事，叙事实出史学。其源本于《春秋》比事属辞，《左》、《史》、班、陈家学渊源，甚于汉廷经师之授受。马曰好学深思，必知其意，班日纬六经缀道纲，函雅故通古今者，春秋家学递相祖述。虽沈约魏收之徒去之甚远，而别识心裁时有得其仿佛。而昌黎之于史学实无所解，即其叙事之文亦出辞章之善，而非有比事属辞心知其意之遗法也。……然则推《春秋》比事属辞之教虽谓古文由昌黎而衰，未为不可。”(15) 认为桐城派推崇的唐宋古文传承中的关键人物韩愈不懂史学，欧阳修虽然修过《新唐书》与《五代史》，但对于《春秋》马、班诸家相传所谓比事属辞宗旨，也未明真谛，也就不明白古文真传统。由此对于桐城派的文统也不能认同。 二、学与文 重视学问是清代各家各派的共同特点。桐城派至姚鼐提出义理、考证、文章三者结合的主张：“鼐尝谓天下学问之事，有义理、文章、考证，三者之分异趋，而同为不可废。”(16) 认为文章亦学问之一途，将程朱道统与韩欧文统合而为一，从而为自己争地位，尤其是以此与以戴震为代表的汉学相抗撷。姚鼐说：“天下之学，必有所宗。论孔、孟之统，后世君子必归于程、朱者，非谓朝廷之功令不敢违也，以程、朱生平行己立身，固无愧于圣门。而其论说所阐发，上当于圣人之旨，下合乎天下之公心者，为大且多。使后贤果能笃信，遵而守之，为无病也。”(17) 在《复简斋书》中姚鼐甚至称程、朱为“父师”。认为“自秦、汉以来，诸儒说经者多矣，其合与离固非一途。逮宋程、朱出，实于古人精深之旨，所得为多，而其审求文辞往复之情，亦更为曲当，非如古儒者之拙滞而不协于情也，而其生平修己立德，又实是以践行其所言，而为后世之所向慕。”(18) 自孔、孟之道诞生以来，历代有解经、说经者，唯有宋儒是“真儒”，只有他们才得“圣人之旨”。可见，桐城派所重视的学还是以程朱义理为核心，桐城古文家之道仍然是宋儒的伦理学上的道，其文学观则是宋儒的文以明道说：“夫古人之文，岂第文焉而已。明道义，惟风俗以诏世者，君子之志而辞足以尽其志者，君子之文也。达其辞则道以明，昧于文则志以晦。”(19) 把宋儒的义理置于考证、文章之上。实际上从桐城派始祖方苞所谓“盖古文所从来远矣，六经《语》、《孟》其根源也。”(20) 可以看出，其学问显然根植于宋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