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B502 文献标识码：A 从现代学科视野返观古希腊哲学与文学，两者既有分别，又有交融，以至于哲学与文学的关系相当复杂。按今天的文、史、哲三大学科划分，我们哲学专业有时很难面对古希腊哲学鲜明且生动的文学特征；反之，文学专业如果要研究古希腊文学，又很难面对古希腊文学鲜明且深刻的哲学特征，因此，我们似乎有必要从诗学角度展开古希腊经典研究。这意味着，从古希腊文学面相入手探究古希腊哲学，或者关注古希腊哲学的文学面目，从而打通国内古希腊研究的学科界限，恢复古希腊经典的本来面目。在这里，我们把古希腊的史书也视为一种文学类型，因为不仅众所周知的荷马叙事诗具有史学价值，希罗多德、修昔底德的史书与文学也有着非常密切的关系，可以视为一种文学性的写作。 我想先扼要检视晚近十余年来我国的古希腊文学研究，然后对我国学界已经出现的古希腊诗学研究作初步观察，最后简要谈谈古希腊诗学研究对推进古希腊哲学研究的重要意义。 一、晚近十年我国学界的古希腊文学研究进展 我国的古希腊文学研究始于“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荷马史诗（付东华译本）、希腊神话、古希腊悲剧和喜剧的若干名作（杨晦、罗念生译本）乃至亚里士多德的《诗学》（付东华译本）在二、三十年代就已经有中译本。四十年代末，罗念生、周作人、繆灵珠三位先生相约共同译完三大悲剧家的全部传世剧作（实际上，文革前仅完成欧里庇德斯的全部剧作）。晚近十年，古希腊文学典籍的翻译有明显进展：荷马的两部诗作有了两个新译本（王焕生译本、陈中梅译本，前者没有注释，但明显更贴近希腊语原文），两年前，张竹明、王焕生两位先生推出了古希腊悲剧和喜剧全集；古希腊神话诗方面，吴雅凌编译的《俄耳甫斯祷歌》和《俄耳甫斯教辑语》于2006年面世，填补了我国学界在古希腊诗教三大源头之一的俄耳甫斯教原始文献翻译上的空白。 古希腊文学经典作品的翻译是我们开展研究的基础，这个基础该如何建设，迄今是个值得考虑的问题。例如，在注释和汉语表达方面，有的新译本反倒不如旧译本。希罗多德的《历史》和修昔底德的《战争史》也先后有了新译本，但似乎并未在注释和译文质量方面有明显推进。不过，在译介西方的古希腊史研究文献方面，近年来则有明显进展：布克哈特(Jacob Burckhardt)著《希腊人和希腊文明》（王大庆译，上海人民版2008）、默里(Oswyn Murray)著《早期希腊》（晏绍祥译，上海人民版2008）、弗格森(William.S.Ferguson)著《希腊帝国主义》（晏绍祥译，上海三联版2005）等名作都已经面世。 古希腊文学研究文献的翻译颇有值得检视的收获：伯纳德特(Seth Benardete)著《弓弦与竖琴：从柏拉图解读〈奥德赛〉》（程志敏译，北京华夏版2003）翻译出版，为我国学界开启了阅读荷马的一个重要视角；次年，华夏出版社推出居代·德拉孔波(Pierre Judet de La Combe)等欧洲当代古典学家的论文集——《赫西俄德：神话之艺》（吴雅凌译），这部论文集汇编了欧洲古典学界关于神话诗人赫西俄德的最新研究成果，填补了国内这方面的空白；此外，最引人注目的是西方社会人类学取向的古希腊文学研究文献的翻译，比如维尔南(Jean-Pierre Vernant)长达400多页的《希腊人的神话和思想》（黄艳红译，人民大学版2007）和纳杰(Pierre Vidal-Naquet)著《荷马的世界》（王莹译，人民大学版2007）；美国著名的“口头程式”学派的荷马研究成果译介则有学派主帅弗里(John M.Foley)“里程碑式的著作”《口头诗学：帕里—洛德理论》（朝戈金译，北京商务版2000），该学派创始人洛德(Albert B.Lord)的开山之作《故事的歌手》（尹虎彬译，中华书局版2004）以及美国哈佛古典学教授纳吉(Gregory Nagy)的《荷马诸问题》（巴莫曲布嫫译，中国社科版2008）。可以看到，我国学人正在积极吸收西方学界的荷马研究成果。让人惊喜的是，我国的民间文学研究者似乎对荷马的热情更高。最近，中国社科院民族文学所举办“国际史诗学与口头传统研究讲习班”，邀请美国密苏里大学古典学教授的弗里博士、康奈尔大学古典系的泰特博士讲授西方史诗的发展脉络与口头诗学研究方法。 二、中国古希腊诗学研究的兴起 “诗学”是亚里士多德的用语，《政治学》1341b39提到：“在《诗学》中将解释净化。”《诗学》是哲学家亚里士多德对古希腊叙事诗和悲剧诗的研究，这种研究本身就体现为一种哲学（参见Michael Davis,The Poetry of Philosophy:On Aristotle's Poesie,St.Augustine's press,1999）。本文所谓古希腊诗学研究，指融贯古希腊文学（含史书）和哲学的研究。事实上，亚里士多德在《诗学》中就谈到过文学（诗作）、史学（纪事作品）、哲学三者的关系。 [1451b1-b10]根据前面所述，显而易见，诗人的职责不在于描述已发生的事，而在于描述可能发生的事，即按照可然律或必然律可能发生的事。史家与诗人的差别不在于一用散文，一用“韵文”；希罗多德的著作可以改写为“韵文”，但仍是一种历史，有没有韵律都是一样。两者的差别在于一叙述已发生的事，一描述可能发生的事。因此，写诗这种活动比写历史更富于哲学意味、更被严肃地对待； 因为诗所描述的事带有普遍性，历史则叙述个别的事（罗念生译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