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G40－0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8754（2010）02-0047-08 在后现代观里，话语是指语言之外的一切生活中的规范形式。福柯认为，话语不是一种符号语言，不是思想的自由表现，而是处于其他实践活动的关系网中的一种，话语仅仅是关系网中的一个结，致力于分析话语形成，能掌握其特定的社会历史性及其所体现的权力观。正如文化理论家安祖·埃德加（Andrew Edgar）所言，“由于各种社会实践和机构（如政治、教育、宗教和法律）既由话语形式组成，同时也是话语形式之内的东西，因而一种话语就成了在社会语境之中生产和组成意义的方式。……话语构成了一种‘论述构建’（discursive formation），即话语是用语言系统构建人类体验社会生活的能指方式，因而也构成了知识样式”[1]。知识样式成为话语范式，成为一些利益集团的权力，体现了话语者的意志力，是一种权力的表征。话语权的规则选择人来组织话语，话语权也事先以某种特定的方式规定和控制着人们谈论的话题及主体的位置，它告诫人们在话语权中什么是重要的和不重要的。后现代这种话语范式渐渐体现在学校教育中。在当下的教育体制下，具体表现为话语权对教育和教学模式产生较大影响，诸多话语者的意志力渗透到学校的各个领域中形成话语的霸权，因此，这种倾向势必引起教育教学工作者的注意。对教育教学环节进行话语形式的控制是实现话语者意志力需求的最好途径，同时也能通过这种话语形成的规范性控制达到较为良好的教育教学效果，反之则不然。简言之，话语先于个体而存在，而语言的陈述或论述在知识、常识、真理的生产中所起的作用，不仅决定人们如何观察和识别文学文本和社会文本，而且决定了人们思考和行动的规定性范围，亦即界定了历史时段中某一社会的知识样式和真理生产。因此，话语功能中隐含了社会和文化观念的支撑点，以及知识与权力的关系，因而，话语的重要性恰恰在于它“是一种思考的权力、知识和语言之间的关系”[2]。尼采对权力意志的阐述，处处强调权力意志中的主体性，海德格尔（Martin Heidgger）将其阐释为“意志不断地作为统一意志返回到作为相同者的自身那里，”即权力意志“由之而得以意愿自身的那个圆圈区域的持续的持存保证，”[3]正是权力主体的身心成为权力意向的客体，处于潜能状态的权力一旦表现出来，也必然涉及对其他客体的控制或冲击。 一、“利益”和“暴力”的语境生成：共同的期待行为 在高考的“指挥棒”下，“升学率”、“金牌”、“状元”等仍是社会衡量一所中学办学业绩的主要标准。人们认为，进入重点中学，就等于一只脚踏进了大学的校门，“应试”是实现这一目标的唯一方式。凡此种种道出了个中缘由，升学的“利益”无形中造就了应试教育的“暴力”，同时形成了长期以来困扰政府、学校、家长、学生的中小学生课业负担过重的问题。毋庸置疑，求得生存和发展的各方共同的期待行为是“利益”和“暴力”的生成语境，长久化为中小学生课业负担过重的“顽症”，《1994年上海市中小学生课业负担问题的调查与研究》就是很好的明证。为了升学的共同“利益”，名校、名师、名题等成了追求的目标，坐拥名校、名师、名题就意味着高效率的回报，名校、名师、名题也因此具有品牌意义。 众所周知，品牌主要是对商品的称谓，学校成为品牌，是精神沦落为商品即异化后形式的表现。当下教育已不再是像前人所深信不疑的那样超然于世俗社会，与金钱格格不入的精神的“非商品”。教育正日益被纳入商业运行体系中，可以像其他商品那样进行交换（尽管与其他日用商品的批量生产方式、特征仍有不同）、流通和消费，因此也可以从商品生产、消费角度等经济学眼光来关照教育活动和教育产品，充分揭示教育活动与一般商品生产、消费活动的共同点，以挖掘出现代教育的问题。即在“利益”的驱使下，当下的教育把追求各类的“奖牌”和“状元”等享受作为自己最基本的需求，从而偏离了教育本质需要范围，“奖牌”和“状元”这种“虚假的需求”是物质社会所强加于教育的。 名校、名师、名题等为了自身的利益，都进行着商业运作。这“利益”的“暴力”表现在名校有自己的一套做法——管理方式的话语权：以名校的名誉，制定各种措施来达到办学的业绩；名师也有自己的一套做法——教学操作的话语权：以名师的名誉，宣讲理念，概括规律，得出技巧，给出任务；出版商也有自己的一套做法——编写训练模式的话语权：刊物流行，推动学校教育去模仿，形成控制。封闭式管理、兵法技巧、机械复制等，让保姆式的呵护、家长式的压制易于实现，让效率易于立竿见影，让名题易于复制。名校、名师、名题让梦想成真，名校、名师、名题成为一种教育消费。教育消费创造了一种消费者拜物教的效果，接受教育消费影响的消费者，往往把“虚假的需求”当作真实的需求。消费者被所需要的名校需求的欲望控制之后，会相信所报考的名校是“至上”、“美好”、“惟一合理”的，相信名校名师名题能满足他们的要求，实现他们的梦想，从而巧妙地为话语霸权的合法性进行了辩护。因为，“生活不是那么简单。‘语言’这个抽象概念，事实证明不足以说明某些意义在历史、政治与文化上的‘定型过滤’，以及这些意义经由种种既定的言说、表述及特殊的制度化情景而不断进行的再生产与流通过程。正是在这一点上，话语这个概念开始取代当下通行的这种无力而含糊的‘言语’概念。……简言之，尽管语言（language）可能是抽象的，但意义绝不是抽象的。话语是社会化、历史化及制度化形构（formations）的产物，而意义就是由这些制度化的话语所产生的。因此，任何语言系统所能产生的、潜在的无限意义，总是被遍布于特定时空并且本身也经由不同话语而得以呈现的社会关系之结构所限定所固定”[4]。在社会各阶层的共同期待“利益”中，名校、名师、名题的话语权逐渐形成并固定了，并在应试的特定时空情境中，能产生“拜物教的效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