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型时期我国特殊群体受教育权的保护

作 者:

作者简介:
高松元(1967-),男,安徽滁州人,扬州职业大学人文学院副教授,研究方向:教育政策与法律;扬州职业大学,江苏 扬州 225000 鲍永红(1976-),女,江苏靖江人,扬州职业大学讲师,研究方向:公共政策与法律。扬州职业大学,江苏 扬州 225000

原文出处:
现代教育管理

内容提要:

特殊群体是指那些由于自身或社会原因处于不利地位的社会群体。随着社会的转型,形成了一些特殊群体,如农民工、艾滋病患者,由于教育的缺失,使得他们处于一种非常不利的境遇。为此,构建保障特殊群体受教育权的政策和法律体系,成为和谐社会的迫切要求。


期刊代号:G1
分类名称:教育学
复印期号:2010 年 06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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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图分类号:G40-011.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5485(2010)01-0050-04

      一、特殊群体的内涵和外延

      特殊群体是一个社会学概念,特指那些由于自身或社会原因常处于不利地位的社会群体。“特殊”主要表现为经济力量、文化力量、政治力量的低下,正是由于这种力量的低下使得他们在社会竞争中处于非常不利的地位。它的特征表现为:经济利益的贫困性、生活质量的低层次性、承受力的脆弱性和政治上的不平等性。特殊群体具体又可分为劣势群体和弱势群体。劣势群体主要是指那些长期处于系统性、结构性不利状况的群体,这种不利状况主要表现在社会不平等程度上。欧美学者通常采用不同的标准对劣势群体进行多角度的研究,这些标准主要有:性别、年龄、种族、民族、肤色、身份地位、教育程度、宗教信仰,甚至包括地理区域等。弱势群体是指由于自身的自然和生理上的缺陷或者脆弱而在生活中比较脆弱和易受伤害的群体。

      在我国特殊群体主要有:妇女、未成年人、老人、残疾人、同性恋者、服刑人员、农民、老少边穷地区的少数民族以及在我国社会转型时期形成的农民工、留守儿童、高校贫困生、下岗失业人员、艾滋病患者等。

      二、缺失的教育与引发的问题——农民工与艾滋病患者个案描述与分析

      (一)农民工的教育问题与问题教育

      农民工是我国农村改革和城市化、工业化进程中涌现的一支新型劳动大军,他们为城市繁荣、农村发展和国家现代化建设做出了重大贡献。但农民工由于文化程度低,又缺少培训,他们大都从事一些脏、苦、累、重的工作,收入微薄,不能融入城市的生活而成为“边缘人”。根据2003年国家统计局资料,我国尚有15岁以上文盲、半文盲人口1亿1千万人,占同龄人口的10.95%,其中85%是农民。在100个农村劳动力中,文盲、半文盲为7.39%,小学文化程度的占29.94%,初中文化程度的占50.24%,高中文化程度的占9.68%,中专和大专以上文化程度的分别占2.11%和0.64%,农业劳动力平均受教育程度不足8年,而发达国家农业劳动力的平均文化程度已达到12年以上。由此可以看出,农民的受教育权利仍是欠缺的和不完整的。

      农民工的受教育权问题遭遇了问题教育,制度成了影响农民工受教育权实现的最重要的障碍。我国目前的教育制度设计是以户籍制度为基础,城乡二元结构为背景,人为地造成了城乡教育的巨大差别。据资料显示:我国城市15-64岁人口中,从未接受过任何教育的人口比例为2.5%,而农村为8.7%;仅受过小学教育的人口比例,城市为14%,农村为39%。2004年,城镇人均受教育年限为9.43年,乡村为7年;城镇文盲率为4.91%,乡村为10.71%。[1]

      农民工受教育权问题已经延续到其子女的身上,据估算,大约300万的农民工子女面临上学困难。各大中城市不同程度地存在着对农民工及其子女的就学歧视,农民工子女在各大中城市不能正常接受义务教育的问题十分突出。

      (二)“无知”与艾滋病

      第一,“无知”的代价。1981年,世界上发现首例艾滋病患者,那时中国刚刚开始改革开放的历史。艾滋病还只是被看成是“外国人的病”,被批判为“腐朽没落的资本主义社会的象征”。可曾几何时,艾滋病以前所未有之势在中国蔓延开来。截止2005年年底,我国有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和病人约65万人,其中病人约7.5万人。艾滋病感染人群有如下特点:农村感染比例高于城市;女性感染比例高于男性;偏远少数民族感染比重较大。

      有研究显示,艾滋病与受教育程度呈高度正相关。一项对72个发展中国家人均国民生总值、收入分配、城市男女人口比例、男女文化程度差距这四个社会变量与成人艾滋病毒感染关系的比较研究发现:感染艾滋病的女性受教育程度一般较低。特别是文盲妇女找工作很难,为了生存往往更多地依赖两性关系,这就更难在性活动中保护自己。在艾滋病传播中,女性比男性更容易被感染的特点增加了文盲女性的危险程度。[2]

      在我国,由于贫困和基础教育投资不足,农村人口中特别是女性,连起码的义务教育都未完成。由于文化程度低,没有学历,很难过上稳定、稍富足的生活,继而带来的是缺失基本的性伦理和屈从意识,很容易使自己走上卖淫(性工作)的道路。从事卖淫(性工作)的女性中,很大一部分来自边远落后的农村地区。据估计,目前在中国,涌入城市的农村打工妹大约1800万左右,平均年龄不到23岁,文化水平低于初中,其中又有90%的进入服务业,这部分人也将是从事卖淫业(性工作行业)可能性较大的人群(见表1)。

      

      艾滋病与受教育程度的关联性还体现在少数民族感染比例上。根据2001年的统计,在登记的HIV阳性病例中,少数民族占36%。艾滋病疫情最严重的6个省区(云、豫、桂、新、蜀、贵)中,除河南省外,都是少数民族聚居和多民族杂居区。新疆的感染者主要集中在城市的少数民族聚居街区;云南省4个艾滋病高发地区,有3个是少数民族自治州;四川省的艾滋病感染者中少数民族占50%以上。因为受教育程度低下,不了解一般的健康常识,所以因吸毒而感染艾滋病者所占比例一般要比汉族高。[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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