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G40-0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6124(2010)01-0077-04 20世纪80年代以来，比较研究在学界掀起一股热潮。在此背景下，比较史学兴起，并迅速成为历史研究的新趋势。教育史作为教育学科与历史学科的一门交叉学科，其发展无不深受历史科学的影响，并遵循史学研究的基本理论和方法。因此，若能将比较史学的基本理论和方法运用到教育史研究中，必能扩展研究的领域，提高研究的水平，提升学科的地位。 一、比较史学的基本理论 历史的比较研究是史学研究的基本方法和重要领域之一，也是比较史学的基本特征和雏形。从史学史的角度看，在史学的肇始阶段，历史的比较研究就已萌芽。中国史学家司马迁作《史记》时，就十分明确地指出，历史研究欲达到“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的目的，应通过比较研究，“考其行事，综其终始，稽其成败兴坏之纪”[1]。被誉为西方史学之父的希罗多德在其《历史》一书中，就对希腊人和非希腊人进行过比较研究，旨在说明希腊城邦的民主制度优越于波斯帝国的专制制度。经文艺复兴、思想启蒙运动的倡导，历史比较研究更为兴盛。孟德斯鸠通过考察欧亚大陆的地理环境、民族性格、历史文化与政治法律等方面的异同，建立了体系完备的比较政法理论；黑格尔通过分析了东方、希腊、罗马、日耳曼等民族之间的异同，构筑了博大精深的历史哲学体系。如果他们仅仅将眼光局限于欧洲或本国历史，他们就不能提出这些问题，更不可能了解这些民族国家历史文化的差异，也就不能著成如此气势磅礴的鸿篇巨制。人类社会跨入近代后，历史比较研究的学科轮廓越来越清晰，科学价值也越来越明显。中国“新史学”的开拓人——梁启超在《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总论》中指出：“凡天下事比较然后见其真，无比较则非惟不能知己之所短，并不能知己之所长。”[2]随着历史知识的增加和视野的扩大，史学家们对比较研究方法运用得更加娴熟，领域也更加广泛，理论体系也更加完善，逐渐总结出来了一个独立的学科领域——比较史学(Comparative History)。1900年，在海牙召开的“国际比较历史学代表大会”，标志着比较史学作为一个史学流派正式形成。法国年鉴派史学家马克·布洛赫是西方公认的比较史学之父，他在1928年发表的《论欧洲社会的历史比较》一文中，提出了较系统的比较史学的理论。他认为比较研究在历史学中大致有三种用法：验证和解释假说；发现不同社会的独特性；提出新的问题。比较研究还应具备两个关键条件：一是对象之间要有一定的类似性，二是要有一定的共同点。正如他所言：“比较方法的未来——可能是我们历史学的未来。”[3]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历史学家把比较研究的视野从欧洲扩展到全世界，更多地注意借用其他学科的概念和方法，在世界范围内掀起了一股比较史学的热潮。 什么是比较史学呢？马克·布洛赫认为：“比较就是在一个或数个不同的社会环境中选择两种或数种一眼就能看出它们之间的某些类似之处的现象，然后描绘出这些现象发展的曲线，提示它们的相似点和不同点，并在可能的范围内对这些相似点和不同点做出解释。”“由于这类比较方法能够更好地对近似点进行严格的分类和论证，就有可能希望得到对事实做出假设少得多而精确程度却高得多的结论。”[4]简而言之，“比较史学”就是对各种社会历史现象进行时间系列上前后阶段的纵向比较(或称垂直比较)，或者空间系列上同一阶段的横向比较(或称水平比较)的一整套历史研究的理论和方法论体系。 使用了比较方法并不等于就是比较史学，比较史学有整套相对完善的理论和方法体系。所以说，在理解比较史学概念的基础上，我们还必须要掌握比较研究的类型、程序、原则等基本理论问题。比较研究一般有五种类型：横向比较、纵向比较、宏观比较、微观比较和反事实比较。开展比较研究一般程序大致可分为五步：“第一步在确定研究对象的可比性；第二步是分别对可比项的特征、过程、基本属性进行个案研究；第三步才是进行综合物比较，或比较其相似性，或比较其差异性；第四步是提出有关历史进程的本质和规律的命题或假设；第五步是验证假设的真实性并上升为理论。”[4]比较史学遵循的最基本原则就是可比性原则，它是能否正确运用比较研究方法的关键。可比性的判断是基于对研究对象本质的认识，而非表象的判断。 二、历史比较法在教育史研究中应用举隅 比较法是教育学科研究的基本方法。受教育史学科性质的决定，比较法在教育史研究中运用得也比较普遍。如果以光绪三十年(1904年)颁布实施的《癸卯学制》中，“大学堂、进士馆、师范学堂课程中必需设教育史科”的规定为起点的话，近代意义上的中国教育史学已经走过了整整一个多世纪的发展历程。虽然，此前日本学者已经提出了教育史这一学科的概念，并成为晚清师范学堂中编撰和讲授教育史学科的张本，但中国本土化的第一本《中国教育史》著作却是由黄绍箕创意、历史学家柳诒徵完成的。它的问世也标志着中国教育史学科在学术界地位的确立。《中国教育史》在继承传统史学重考证的基础上，尝试运用近代教育和社会科学研究方法，其中就包括了比较研究法。例如，作者将孔子教学法与赫尔巴特“五段教学法”相比较，揭示中西方教学方法的不同特点。“孔子以数言括之曰‘不愤不启，不悱不发，举一隅不以三隅反，则不复也。’……夫先愤后启，自分二段；先悱后发，亦分二段。举一隅不以三隅反则吾不复，是又别为一段。今取而分析之，则显然有五段之别：第一段愤即预备也；第二段启即授与也；第三段悱即联合也；第四段发即结合也；第五段三隅反即应用也。”[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