嘉宾主持人：刘尧，浙江师范大学教育评论研究所所长教授 本期特邀嘉宾：程晋宽，南京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中图分类号：G649.2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3051(2009)04-0075-06 中国社会的经济结构以及教育结构在“十一五”规划期间发生着急剧的变化，中国教育在教育全球化和教育市场化的背景下面临着新的转型的需要，教育转型问题是教育发展的一大难题，困扰着世界各国。[1]我国当前正在制订中国教育发展中长期规划，教育发展规划的本质问题将是一个值得关注的课题。因此我们必须深入认识和分析教育发展规划的本质，以便更好地促进中国教育在知识经济社会的转型。 50多年来，世界许多国家为了实现经济和社会的进步都制订了国家教育发展规划，最为常见的形式是每五年颁布一个新规划，以确定国家教育发展目标以及实现目标的策略。[2]科学地制定教育发展规划是教育管理的首要任务，教育发展规划是社会发展规划的一部分，对社会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 一、“国家教育发展规划”的语义分析 美国管理学家麦肯齐认为：规划是一种重新引导社会和经济的力量，使其背离自己所遵循的道路。可见，规划明显不是一项新事物，它有着悠久的历史，但理性的、连续的社会和教育发展规划则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事。20世纪60年代后，国家教育发展规划迅速发展，人们寄希望于教育来开发人力资源，从而致力于社会经济的发展。虽然教育发展规划在许多国家没有取得令人满意的结果，但在复杂、多变的知识经济社会中，教育发展规划仍是引导社会前进和教育改进的一个重要力量，特别是在我国社会经济转型时期，认真制定中长期教育发展规划是非常必要的。 要讨论国家教育发展规划的本质，首先需要澄清“发展”的涵义和本质。阿考夫等人指出：对个人来说，发展是人们增长能力和愿望的过程，以满足自身及他人的需要与合法愿望；对社会来说，社会系统的发展是一个集体学习和创造的过程，通过不断追求一个没有达到的理想，而完全能够服务其成员和环境。[3]法格林德和萨哈则指出：在整个社会思想史中，发展一直是指朝着一定理想方向的变革。富尔塔多则对社会发展的不同维度进行了分析，认为社会发展具有三个维度：一是社会生产系统效率的提高；二是人民基本需要的满足；三是社会各群体目标的达成。因此可以认为，发展在本质上是与达成目标、满足人民的需要、提高社会效率紧密相连的。 其次，当“发展”与“国家”一词相连时，它是指国家社会经济状况的发展水平，诸如欠发达国家、发展中国家、发达国家。总体上说，欠发达国家在“国民生产总值、人均收入、就业率、寿命、健康状况、文盲率、教育水平、通讯媒体的拥有量以及生活于贫困线以下人口的比例”等指标方面要低于那些发达社会。不难看出，教育发展是衡量国家发展的重要指标，一个国家的教育发展与国家的社会经济状况有着密切联系。在21世纪初，许多发展中国家的生活条件急剧恶化，那里的人均收入下降、社会福利费用被削减，人们的营养状况、学生就学人数、卫生和健康状况等都存在严重的问题，教育则是解决所有这些问题的关键。 其三，当教育与发展相配对时，它是指教育结构的演进以及国民教育水平的提高，它是教育系统朝着一定理想方向的变革过程，包括实现理想的社会、提高社会系统的效率、满足人们的基本教育需求、改变个人和社会的观念等，它与教育增长和教育进步既有区别，又有联系：教育发展是目的，是教育“质”上的提高与跃迁；教育增长是表现，是“量”上的演进；教育进步是手段，是衡量教育增长与教育发展的价值准则之一。[4]因此，研究特定社会的教育发展，既要考虑教育发展的数量指标和质量指标，也要考虑教育发展与就业机会的关系，还要考虑教育的平等与效益的问题。 其四，讨论国家教育发展规划还会涉及到“个人回收率”和“社会回收率”这两个基本问题。前者是指个人投资教育所获得的经济收益；后者是指社会投资于教育在总体上所获得的经济收益。教育经济学家奈特对一些国家教育发展规划的成本-收益做出了经典的结论：(1)各个层次教育的个人收益率通常都相当高，这反过来也说明个人对教育高需求的原因以及教育对政治的巨大压力；(2)各个层次的社会收益率，虽然比个人收益率相对要低，但通常不低于固定资本投资的平均收益率，因此，尽管教育一方面在快速扩张，但另一方面，教育仍不会过剩；(3)通常，初等教育水平的社会收益率最高，而第三级教育水平的社会收益率最低。[5]根据奈特的观点，教育发展无论对个体，还是对社会都是有益的，但对于如何发展教育，使教育发展达到最大的个人和社会收益，在不同的国家则有不同的选择。 总之，国家教育发展规划就是将合理而系统的分析运用于教育发展过程，使得教育在满足学生和社会需要、达成个人和社会目标方面更有成效和效率。[6]因此，分析国家教育发展规划的本质，首先必须确定国家教育发展规划的发展目标和参照标准，以及隐藏在教育发展规划背后的理论基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