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G410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9-413X（2009）12-0023-04 在当代教育活动中，人们往往将科学知识权威化和实用化，将技术意识和技术行为工具化和功利化。这样导致的后果是科技与教育之间的联系过于僵硬，缺乏张力，二者的共同出发点和最终目标聚焦在“人力资源”的深度开发，没有过多地顾及和考量人的发展和心理需要。科技与德育的合作普遍发生在生存、生产和物质领域，而在人的生命、生活和精神领域的沟通尚未得到充分的显现。“教育事业是具有技术性的操作过程，但是，不能把教育仅仅视为技术性的活动，只注意教育事实的描述、解释与预测，而忽视对教育主体的把握，只关心达到教育目的的手段，而不对教育目的本身的合理性提出批评。”[1](P69) 一、科技是推动当代中国德育发展的动力和源泉 科技是人类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实践方式，不同历史时期的科技活动具有不同的特点、属性和功能。当代科技既是一种生产性的社会活动，又是一种精神性的创造活动，也是一种制度性的组织活动。“由于科学变成物质文明的自觉的指导力量，它应该越来越渗透到一切其他文化领域中去。”[2](P546)教育是一个文化过程，更是一项关涉人类心灵的事业。因此，科技对于教育的诱导和吸引，不应该只表现在物质文明上，还应该偏向于精神文明和制度文明。科学世界的教育主导着我们这个时代的教育观念、教育行为和教育政策，技术崇拜对于生活世界的统治和剥夺直接导致了教育活动的精神萎缩和道德性的缺失。因此，科技对于教育、德育的推动机制可以从这样两个方面来理解：一是正向显性的，这主要体现在科技的认知和创造能力，通过这种能力，人类在教育活动中获得的是控制和改造外部世界与自我内在意识世界的信心与勇气；二是逆向隐性的，当教育实践在科技的引领下以规模化和集约化的方式发展时，教育的许多原初特征和经典品质逐渐退化，这是造成当代德育潜在风险和危机的深刻根源。 莫兰指出，当代超级专业化的深奥的技术科学和公民之间的加深的鸿沟，造成了认识者和公民之间的二元性和彼此的分裂。“在这种条件下，把政治还原为技术和经济，把经济还原为增长，失去了方位标和视野。所有这些导致公民的爱国心和责任感的削弱，逃避到私人生活中，交替处于麻木状态和激烈反叛中。这样，民主的制度尽管被保持着，民主生活在衰败。”[3](P90) 在知识经济时代，以科技知识为中心的知识学习、知识生产和知识消费成为教育实践的主要内容，社会地位的确立、等级的划分和个体的生活状况都直接与知识挂钩，成为知识精英、通过知识获得自由发展和生存的能力成为人们的共识。“知识转型推动着教育改革，构成教育改革的一个深刻动力和社会背景。”[4](P36)科技知识对于教育的参与，一方面是其精确性、客观性和工具性的特点变成了教育的内在属性和追求；另一方面科技知识在“价值中立”和“价值无涉”的假设下成为德育发展的无形桎梏。教育活动的天然特性是为了增强个体之间的理解、尊重和包容，当单一的知识标准代替了价值承诺和情感关怀时，德育的性质已经发生了质变。当教育所传递的知识不能转化为现实的智慧、灵感和人生前行的指南时，那么此时的德育便是僵化的，缺乏创新力和生命力，那些知识只是在完成工具理性的职责，对于教育主体的道德品质补益甚少。包括科技知识在内的所有德育内容首先应该指向受教育者的思想境界，即德育的出发点和最终目的是给我们提供人之所以为人的解释和信念，有了这些观念的支撑，人类文明的演进方向才可能更加通达，社会生活秩序的内在道德和精神底蕴才能更为厚实。 如前所述，当代科技的生产性的物化工具特征通过知识中介直接影响着德育的发展趋势，促使德育活动日益走向教育的边缘。在由科技实践维护的不断高涨的物欲和消费主义心理的刺激下，德育距离高尚德性的诉求也越来越远，它更多关注的是个体私欲的满足和愉悦。加德纳（Howard Gardner）说：“直到现在，我使用的几乎完全是最简单的技术形式——书本、铅笔、纸张、几件艺术品、一个简单的生物实验室。这样做是应该的，教育目的和手段的讨论，不应该仅仅依靠最新技术的优势。但是技术对教育方法的发展进步，能发挥巨大作用。”[5](P148)因此，科技为教育发展提供了重要的物质支持，但是这种支持不能成为改变教育目的、品性和追求的决定性理由。科技实践可以改变教育的系统结构、组织形式、教学风格和策略等等，但是教育活动的价值理想和道德目标却只能由人类自己来选择和确定。对德育来讲，科技所昭示和表征的更应该是人性的光辉、批判的勇气和探索的精神。“在学校道德学习中，学生要‘善假于师’，教师要‘善假于科技工具’，教师和多媒体的中介水平反映了教育的时代水平。通过解决道德问题的反复实践，学生把中介的力量内化为自身的素质”[6](P43)。在现实的德育生活中，科技精神及其制度化的社会效应和规范往往容易为人们所理解和接受，这种心理意识的形成建立在科技作为直接的经济动因和教育的内在生产性变量的基础之上。因此，科技是推动德育发展的动力和源泉，主要是指科技从物质、精神和制度三个层次上对德育施加的影响。 二、科技与人文的分裂是当代中国德育发展过程中面临的主要矛盾 德育活动实际上是一个理智因素和非理智因素相互共生、彼此合作孕育道德智慧，培养良好道德心理，进而形成道德思维、判断和行为的过程。所以说以科技文化为代表的理智因素和以人文文化为代表的非理智因素是影响德育实践效果的两大主要动因。建立在逻辑—理智思维基础上的德育方式的典型代表就是知性德育，建立在情感—体验认知基础上的德育方式的典型代表则是生活德育。知性德育和生活德育直接构成了当代中国德育实践的两极，前者强调道德知识、规范的灌输和学习，道德意识、思维的培养和锤炼；后者着重在日常化的情境生活、交往、叙事和游戏中逐渐让学生领悟和体会到各种道德的真意，进而形成合乎学生身心发展需要的价值观念和人格品性。在这二者之间，我们到底该如何评判孰优孰劣，还有就是如何根据社会现实和德育工作的要求，来促进它们彼此之间的沟通和协调。“历史发展证明，虽然人们很想为未来的工作和美好的生活打下坚实的基础，但却很难协调教育的经济目标与社会目标之间的关系，它只能导致政策上永不停息的钟摆现象的产生”[7](P65)。依靠知识，特别是利用科技知识来发展生产力，实现国家的繁荣富强是当代中国社会生产实践的主要特征，科技、经济与教育三位一体的结构模式成为社会生活组织架构的基本形态。经济中心的发展氛围和舆论环境必然使教育成为推动科技腾飞，进而实现经济快速增长的最为有效的工具。社会发展的这种短期行为是以牺牲教育系统的目标和价值独立性为代价的，科技知识的学习和智能型的人才产出成为学校教育的核心目标和成就尺度，教育的社会经济期望远远要高于它的内在价值、道德和自由的理想。由于转型时期德育过多地是面向知识社会的教学，而不是真正意义上的超越知识社会的教学，因而德育的总体效果不能令人满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