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G64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4519(2009)05-0060-07 社会资本指能够促进集体行动与社会成员凝聚力的社会网络、信任关系以及互惠机制等。一般而言，社会资本越丰富，社会也就越和谐。教育是社会资本的强力“发生器”，受过良好教育的个体，表现出更多的社会交往、互相信任与合作精神。①虽然教育不是产生社会资本的唯一机制，但即使控制个体层面的其他变量，如社会经济地位、年龄、性别等因素，教育仍然对社会资本存在强有力的影响。但是个体层面的教育与社会资本，和社会层面的教育与社会和谐相比，两者的关系并不一致。例如，学者发现，当代美国教育能够显著提高个体的社会参与度（社会资本），但是在社会层面情况出现了逆转，更多受过教育的个体为固定数量的社会网络中心职位竞争，加剧位势竞争程度，社会和谐程度反而下降。②看来，社会和谐与社会资本并不必然一致，理解教育与社会和谐的关系应另辟蹊径。 一、教育发展与社会和谐：老话题与新解释 1.教育对社会和谐作用的历史演进与分析 教育如何在社会层面上对社会和谐产生影响，不是新问题。社会和谐作为一个理论与政治概念，其含义几经变化，从权威主义与国家主义到自由主义，公平至上与社会民主则是西方国家对社会和谐的最新阐释；教育对社会和谐的作用随着其含义变迁而不断演进。 首先，公立学校的出现到二战以前，教育对社会和谐的作用主要表现为政治功能，即促进国家形成、维护社会秩序、培养公民对国家的认同感等。例如，西欧的教育主要促进阶层与种族的社会连带主义（社会学理论，即利害相关的社会组织以社会成员的互相依存为基础）、国家主义、民主的公民关系等；③北欧与美国的教育主要促进政治团体的整合、国家凝聚力的形成、社会秩序的稳定等。④期间，随着工业革命的开展与民权运动的兴起，教育的社会作用显得更为重要。实际上，所有现代国家都意识到，教育是培育国民素养的最有效手段。⑤其次，二战以后到20世纪末，教育对社会和谐的作用主要表现为经济作用。虽然此时教育的政治作用在东亚仍然盛行，但在较为发达的国家，经济作用逐渐占据主导地位。原因有三：其一，东亚国家多刚刚独立，国家形成正在进行中；其二，发达国家的文化多元主义兴起，国民政治认同感有所调整；其三，经济全球化时代显现，教育与经济发展的联系日益紧密。⑥最后，20世纪末开始，教育对社会和谐的作用开始表现为增加社会整体和谐的程度。很多国家都在重新审视其公民教育政策，超越教育的经济作用而关注教育对社会问题（例如，秩序混乱、消费至上、个人主义以及社会分裂等）的应对与解决之途。⑦ 教育如何促进社会和谐重新进入各国政府的政策议程，然而时代变迁后，已是旧瓶装新酒。教育政策的中心议题从增加社会凝聚力与一致性转向社会全纳与社会重塑；与此同时，社会整合理论被新兴的社会资本理论取代，政策与理论上，教育对社会和谐的影响从宏观的政治与经济层面转向微观的个体与社区层面。教育影响社会发展的机制得以重塑，但此社会已经非彼社会了。 2.社会资本理论的兴起与研究路线 学界最早认为，社会资本是一系列观念，包括人力资本与文化资本，是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用于分配权力与社会身份的各种资源策略与机制。⑧随后，社会资本理论沿着两条线路分别行进，试图揭示教育如何通过社会资本对社会和谐产生影响。 第一种研究路线试图阐释人类的非理性社会行为如何能够克服经济发展的异化与市场失灵。学者把经济学中的理性选择理论融入社会学领域，分析信任与互惠在解决集体问题中的作用，认为社会资本主要是一种“公善”以及特定社区居民拥有而非个人可以互相交换的关系财产。⑨此后，经济学界将社会资本理论应用于经济学领域，试图解决传统经济范型（理性人假设、效用最大化、市场出清）的不足，社会学与经济学在社会资本研究中出现了交融。第二种研究路线主要由政治学家行进，关注市民交往与政府的关系。⑩学者通过对意大利与美国的研究，认为意大利北部地方政府政绩斐然主要归功于其深厚的社会资本积淀，而美国政府面临的社会问题增多，主要归因于60年代以来近40多年社会资本的急速下降，目前是政府重塑社会资本的最好时机。 社会资本集聚的速度相当慢，但从历史的角度来看，其显示的能量是巨大的，例如法国近代以来，历经革命，但是并没有抹去过去王朝的统治方式，其确立的仍是一个高度集权化的国家。正如历史学家所言，制度变化只是表面现象，而社会资本变化才是历史演进的根本原因。 3.传统研究的困境与分析模式的转换 政治学家对美国的研究表明，教育直接或者间接地影响着个体的信任、社会交往以及政治参与，美国公众的行为随着教育的发展而发生了显著变化，个体层面的社会资本大大提高。但是当这些社会资本聚集在一起的时候，社会却并没有显得更加和谐。其主要原因可能在于社会资本理论缺乏文化的、制度的与政治的背景分析，而上述背景恰恰是理解社会变化的关键因素。 首先，社会交往与社会信任在个体层面关系密切，但是上升到国家层面时，二者可能并无关系，也就是说其在国家层面不是共同变量。其次，对于社会和谐而言，群体之间的交往与群体之外的信任与群体内部之间的交往与信任相比更加重要。再次，社会组织的成员关系与社会信任并不必然存在联系，其取决于相关社会组织的类型与目标，如果社会组织相对包容，其可能促进社会信任，反之社会信任程度则降低。最后，社会资本理论从个人主义的传统出发，忽视了政府和制度在提供社会和谐基础结构方面所发挥的重要作用；(11)其从个人交往层面出发，对社会资本进行简单地外推，而没有考虑文化与意识形态的转换、经济与社会结构的变化以及新制度的安排。尽管社会资本理论在实证层面考察了社会资本与收入平等之间的关系，但是并没有考察社会资本下降与不平等加剧以及社会冲突之间的联系。无视社会的权力、政治与冲突，社会资本理论对社会和谐的注解似乎有些浪漫。(12)总之，社会资本理论虽然面对的是集体行动与社会问题，但是仍然基于个人偏好、理性选择、效用计算等个人行为寻求答案，而社会本身反而成为外生的事物，因此也就不能解释社会和谐与教育影响的关系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