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来，文化发展中的危机和困惑繁不胜数，关乎中国文化发展和文化建设的思考和讨论也层出不穷，这些困惑和思考为学校道德教育理论建设和实践改革提供了直接的文化土壤和思想源泉。直至今日，一些文化上的困惑依然存在，而且，随着全球化、信息化时代的到来和改革开放的深入，这些文化上的困惑乃至危机更加明显。对学校道德教育而言，精神和文化上的困惑是当前道德教育的最大困惑，精神和文化价值层面上的危机乃是道德教育最深层次的危机。从文化的角度来看，目前我国的学校道德教育正面临着一些困惑和难题，这些难题能否得到有效的破解，学校道德教育能否做出合乎历史和逻辑的文化选择，将是制约未来道德教育改革成效的关键。 一、文化路向的迷失与重建 基于道德与文化之间天然的、本体意义上不可分割的联系，道德和道德教育始终存在于一定的文化谱系之中；道德和道德教育的价值理想体现了文化的内在精神和价值理想，其具体内容也反映了某种文化类型所要求的人伦规范。或者说，作为生活样式、生活范型的文化从更上位、更宽广、更基础的层面对道德、道德教育具有引领、规约和协调作用，特定社会与时代的文化理想、文化追求与文化发展方向也势必从根本上规约和引导着人的道德追求和理想人格的塑造。离开了文化的路向和谱系，道德和道德教育就成了无源之水。在此意义上，当一个社会已有的文化传统发生变更，文化谱系发生紊乱，而新的作为引领整个时代的精神文化系统尚未得到整合与重建，新的文化路向并不十分清晰的时候，无论是作为社会意义上的伦理建设，还是作为个体的道德选择，进而作为有明确目的性、方向性和系统性的学校道德教育则必然面临方向性的迷惑。因而，从社会文化的转型与困惑之宏观层面来看待学校道德教育，审视遭遇文化路向迷失的学校道德教育到底何去何从，就成了一个不可回避的重大时代课题。 在传统社会，伦理建设和道德教育文化路向比较清晰，大体上在儒家文化的框架内(尽管儒家文化也并非是一成不变的)运行，并从根本上反映了儒家文化的人文理想与文化追求。在近代以来外域文化的冲击和我国急剧的社会转型条件下，儒家文化遭受重创，各种外源性的文化观念和生活方式扑面而来，本土的、传统的文化的发展脉络被打乱。历经百余年来的冲突与砥砺、实践与选择，单就文化的发展来说，无论在专业的学术层面，还是在现实生活领域，还没有整理出一个清晰的、应有的发展脉络和努力方向。我们依然盘旋在传统与现代、本土与外来、东方与西方、先进与落后等一系列文化冲突的困惑与纠缠中。一般来说，中国文化在历史上曾遭受过两次重大的、具有本体意义的外来文化的冲击：第一次是佛学传入中国，第二次是近代西学的引入。与佛学的影响相比，近代以来的西学冲击影响更大，中国文化的调整和回应并没有像第一次融合那样取得成功，后一次的文化转型仍然在途中。我们安身立命的文化之根究竟何在，到底以什么为根基整合陷入混乱的文化，又该如何整合，等等，一直在困扰着中国的文化建设和人们的生活世界，文化未来的发展方向一直处于模糊状态。文化路向是否清晰不仅表明国人的精神状态如何，事关国人的特质或国人特有的文化和精神追求，而且，对中国的教育、道德教育来说，这种文化路向的长期困惑和模糊，其致命的危害就在于：它可能使学校教育失去应有的文化敏感、文化传承和创造的自主性和生命力；文化的空场其实意味着教育灵魂的缺失。或者说，若不立足于对文化发展、精神文明的脉络及其现状的把握，不着眼于文化的未来发展方向，则既脱离了原有的文化范型，也不可能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建立起新的可以依赖的文化范型。其结果只能是：文化要么变成了意识形态的附庸，完全依托于政治，以政治的逻辑和运作方式来代替精神世界的生产；要么就是回绝了实质性的道德内容和文化精髓，而一味沉沦于道德教条的传输和思维能力的训练。诚然，人们也在用各种新的思维方式和价值追求来重新审视我们的文化和价值传统，检讨当前的文化状态，并力图对道德和道德教育作出新的诠释，但从系统的文化脉络、深层的文化根基和方向性的文化重建的意义上自觉考量学校道德教育的追求和变革的，并不多见。这样，道德教育应有的文化品位、文化追求和文化路向就被遮蔽了，在实践中，则导致了道德教育的技术化、空壳化、相对化、外在化，既不能培养精神丰裕之个体，也不能承载传承文化之重任。 当然，对于文化的重整，尤其是重建一个时代和民族的文化路向这样一个艰深的社会性的重大课题，并非一时一事之功。它不仅需要理论探索与创新的巨大勇气和继往开来的历史使命感，同时更需要从现实经济社会生活的变革中汲取养料，以时代的变革作为土壤和支撑，创新性地进行实践的检验与尝试。如果要从最宏观的层面上确立中国文化的发展方向的话，现代化仍然是当前中国社会文化建设和发展的根本方向，而且是未来长时间内的努力方向。“中国的未来将是中国古典传统的现代化……中国现代化运动是一庄严神圣的运动，它不只忠于中国的过去，更忠于中国的将来。它不只在解救中国历史文化的危亡，更在把中国的历史文化推向一更成熟的境地。”[1]对于这一点，尽管有不少人提出质疑，如认为西方的发展证明，现代化本身存在各种问题，已经过时了；现代化解决不了中国的问题等。然而，尽管现代化并非尽善尽美，尽管文化上的现代化比器物、制度层面的现代化更加复杂和艰难，尽管历史的逻辑和道德的逻辑未必一致，但现代化却是我们必需的历史任务，“中国的现代化，在心态上、精神上，应该成为中国新知识分子的理性的宗教”[2]。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当前的文化、道德建设必须建立在现代生活的根基之上，现代社会生产和社会生活是探讨文化发展路向的基本前提。[3]正是这一基本前提，才决定了中国社会和文化必须实现且尽可能快地实现现代化，否则，就会在全球化、全球现代化的浪潮中落伍。问题在于，如何实现中国的现代化，特别是中国文化的现代化，这才是人们思考的重心所在。 以中国现时代的社会生活为根基，以现代文化及其所蕴含的价值观为根本指向，应该是当前中国道德教育的理论建设和实践改革的努力方向。不过，一系列需要解决的问题也接踵而至。比如：现代文化及其价值观究竟意味着什么？它们是普适性的还是具有特殊性的？如何看待现代文化和价值观的利弊？在道德教育过程中如何处理与传统文化之间的关系？等等，这些都是需要进一步回答的时代性问题。 二、文化传统的断裂与新生 如果说文化路向的选择与重建主要是指向未来，解决新时期的集体文化认同，抑或如何重新塑造自我、文化要到哪里去的问题，那么，文化传统的追溯和承接则要回答的是我们来自何方，我们曾经怎样走过的问题。我们都不可避免地生活在一定的文化传统之中，这些文化传统既蕴含着我们的文化基因，标识着我们的文化根生，也是我们以后继续选择、寻找和创造新的自我的前提，离开了这些前提和与生俱来的文化基因，继后的创造就会变成无根的游离和漂泊。“文化虽然永远在不断变动之中，但是事实上却没有任何一个民族可以一旦尽弃其文化传统而重新开始”。[4]文化的重建，“事实上可以归结为中国传统的基本价值与中心观念在现代化的要求之下如何调整与转化的问题”[5]。实际上，各种各样的文化传统不只是静态的存在或已经流失的符号，还是活生生的现实，是动态的生活，它以这样或那样的方式流淌在我们的血脉中，绵延在我们的生活世界里，直接或间接地影响着我们的思维方式、价值选择，影响到我们生活的一切。我们不应该拒绝、也无法彻底拒绝我们所生活其中的文化传统——尤其是在精神价值的内核层面，它无时无刻不环绕在我们周围，发挥着某种隐性的规范作用，支配着在这一文化背景下的教育精神及其发展模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