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G4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1298(2009)04-0058-06 当代著名教育行动研究学者,澳大利亚迪金大学(Deakin University)凯米斯(Kemmis,S.)在为瑞典教育学家胡森(Husen,T.)等主编的《国际教育百科全书》撰写的“(教育)行动研究”的词条时,写道:“由社会(教育)情境中的人为提高对其从事的社会或教育实践的理性认识,加深对实践活动及其环境的理解,进行的反映研究”。[1]35参与研究者可以是教育实践中的教师个人,也可以是他与其他教师或外来研究者的合作团体。 教育行动研究,强调教育实践者从教育实践中发现问题,由此出发,在实践中研究“实践”,改善“实践”,并通过“改善‘实践’”加深教师对自身实践环节的反思,提升实践者自身的专业素养,甚至谋求自身的解放。在半个多世纪演变、发展过程中,教育行动研究经历了自身发展的三次重大转变。但是,在这种转变过程中,却有一个恒定的气质,非但没有因变化而淡漠,反而随发展而强化。这就是教育行动研究追求的“理论”与“实践”、“行动”与“研究”在“行动研究”中达成对话的精神。 一、早期“技术取向”时期的对话精神 严格意义上的行动研究,起源于20世纪三四十年代的美国,兴起于社会学和心理学领域。 美国社会心理学家科特·勒温(Lewin,K.,1890-1948)被认为是行动研究的开创者。早在上世纪40年代,勒温等在研究中发现,社会学者如果只凭个人兴趣研究,他们的研究往往会忽视社会要求,而实践工作者又往往陷于自己日常事务之中,被自己的事务淹没,很难对自己实践行为进行理性反思、追问和整理,因而也就无法作出“有条理有成效的行动”[2]201。1944年,勒温提出社会科学研究新思路,即:研究课题来自实际工作者的需要,研究在实际工作中进行,研究由实际工作者和研究人员共同参与完成,注重以实验等“科学”手段获取资料,研究成果为实际工作者理解、掌握和实施,研究以解决实际问题和改善社会行为为目的。尽管有人先于勒温使用了“行动研究”这一概念,但是,人们还是把“行动研究之父”的美誉归于勒温的名下[3]7。 美国教育研究者有意识对行动研究关注,既直接受勒温社会心理学研究的影响,同时也受早先“进步主义”教育和稍后“八年研究”的触动。在著名的“八年研究”(1933-1941)中,负责领导这一研究的艾肯(Aikin,W.M.)是一位杜威思想的追随者,他在全美自愿参加实验的200所中学中挑选了30所与大学合作,作为中学教学改革实验基地。事实上,专业研究者直接与中学教师合作的这种研究模式,已经蕴含着教育行动研究的基本要素。 1944年至1950年,哥伦比亚大学师范学院的米尔(Miel,A.)和勒温的同事本妮(Benne,K.)等,最早有意识采用行动研究方法,帮助中小学教师在课堂教学中使用“合作学习策略”。50年代之后,身为哥伦比亚大学考试院院长的科利(Corry,S.M.),与其他一些学者积极倡导教育研究中采用行动研究的方法,行动研究遂开始在美国教育研究领域渐成声势,逐渐受到不少研究者关注,并最终在50年代前期形成教育行动研究的第一个高潮,大量行动研究成果问世。如C·I·库克的《行动研究的场域》,K·万恩(Wann,K.)的《课程改革行动中的教师参与》,M·史密斯(Smith,M)的《改进教师决策会议的行动研究》等等。[4]10 早在勒温时代,行动研究就蕴含着对理论过度普遍性的不信任。 对普遍规律过度信任导致的“研究(research)-开发(development)-推广(diffusion)”模式(简称R-D-D模式),其体现的深层意义,就是对“规律”、“控制”和“效率”等的追求。行动研究从对“规律”、“控制”和“效率”等质疑开始,强调实践情境的复杂性和人的世界的特殊性。当年,具有“民主精神与气质”的勒温,正是从寻找新的研究方法入手,寻找民主与社会科学之间的动力关系,推进社会民主的进程。正如心理学家格尔登·阿尔波特评价的那样,“虽然勒温并未见到杜威,但是,在勒温这位德国出生的心理学家和杜威这位美国出生的哲学家身上,有着共同的精神。他们二人都深切地关注于民主事业,二人都认为,我们每一代人都必须重新对民主进行学习;二人都看到了民主和社会科学之间的动力关系,都认识到了社会科学中研究自由的重要意义;而这种研究自由惟有民主的环境才能够予以保证。如果将杜威作为杰出的民主哲学家,那么勒温则是心理学家中最主要的民主理论家和民主研究者。”[4]10 行动研究在这一时期虽以“技术取向”为基本特征,“注重行动研究过程,强调行动研究合于理性思考的程序。”其“知识基础主要来自社会心理学,注重理论与实践的结合,关心群体活动的过程与机制,关心个体与群体的关系,及个人观念、行为的改变。”[5]特别重视行动假设、计划、科学的手段寻找事实、实施与对行动结果的控制,强调用科学的方法解决问题。但是,勒温指出,“行动研究倾向于同时对社会科学的基础知识以及日常生活的社会行动有所贡献。在顾及到理论建立的高标准以及对假设做实验检验的同时,也不失去它们和实践的关系。”[6]13所以,有人认为,“Lewin的概念之所以令人侧目是因为它们既能紧扣具体情境,又能兼顾科学的普遍性。”[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