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K24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8587(2010)-02-0048-08 安格斯·麦迪森(Angus Maddison，1926-)是一位著名的计量经济史学家和研究古代国民经济账户构建问题的先驱者，也是最早对古代中国国内生产总值(GDP)进行系统估算的西方学者之一。迄今麦迪森已出版著作25部，发表论文130余篇。他于1998年发表了《中国经济的长远未来》一书，2007年出版了该书的第二版。麦迪森的著作在国内外引起了很大的反响，成为贡德·弗兰克(2001)等批判“欧洲中心论”的有力证据，同时也引发了不少国内学者对前近代中国经济发展的重新思考。①本文拟对麦迪森提出的中国古代GDP数据进行客观分析，重点考察其方法论上的缺陷和估算数据的错误。 一、对麦迪森方法论的考察 在《中国经济的长远未来》和该书第二版《中国经济的长期表现》中，麦迪森运用比较分析方法和国民经济核算技术，勾勒了两千年来中国经济增长线索，探讨了影响中国经济进步的重要因素。他认为，中国GDP在公元元年占世界GDP总量的26.2％，1000年占22.7％，1500年占25％，1600年占29.2％，1700年占22.3％，1820年占32.9％。按1990年美元不变价格计算，中国人均GDP在公元元年和1000年为450美元，1300至1820年为600美元。② 然而遗憾的是，麦迪森未披露具体估算方法。其对中国古代经济总量的研究主要服务于其长期经济走向的研究目的，总体上看极为简略。我们根据麦迪森已发表文献判断，麦迪森主要依据两方面因素估计古代中国的GDP：一是根据已有对中国农业产量、市场等的研究进行估算，二是根据最低生存水平进行推算。综合分析这两方面因素，我们发现麦迪森的估算在统计技术上存在较大缺陷。 第一，麦迪森的估算基础是其对中国农业(特别是粮食)产出的分析，但严格地说，麦迪森并未直接统计古代中国农业部门的产出。他主要参考了珀金斯(Perkins，1969)、何炳棣(1959)、刘克智等(Paul Liu，et al.1977)对中国农业、土地和人口的研究。麦迪森采取珀金斯的假设，认为古代中国人均年粮食消费量(包括消费、饲料和种籽)差不多一直在285公斤(带壳原粮)左右。以此可以看出，麦迪森是按支出法估计农业产出的。在经济统计学中，GDP测算有生产法、收入法和支出法三种方法，从最终结果看，三种方法是等价的。生产法统计最终产品的价值，即各行业或各企业、各单位和个人产出的增加值之和；收入法统计各常住单位在生产过程中创造的收入；支出法统计生产出的社会产品最终使用去向(总消费、总投资和净出口)。麦迪森未进行生产法的估计，而生产法获得的数据可能更为可靠。麦迪森认为中国粮食总产量从1400至1820年增加了5.3倍，和人口增长是一样的，但由于其假定几百年来中国人均原粮产量不变，这其实不过是同义反复，循环论证。 第二，麦迪森甚至没有统计手工业和服务业的净产出，只是笼统估计约占GDP的四分之一。 第三，麦迪森假定1300-1820年中国人均GDP为600美元，然后以人均水平乘总人口得出GDP总量，而不是从总量数据推导人均数据，数据的可靠性令人怀疑。实际上，人均GDP和总人口这两个数据只要有一个存在问题，就会导致总量GDP出现较大的偏差。 在相关研究中，麦迪森认为按1990年美元价格计算，维持基本生存的下限(subsistence level)为人均400美元。且不论国际上对最低生存线颇多争议，麦迪森估计的600美元中国人均GDP数据似乎与其提到的“中国人口对土地的压力始终非常显著”自相矛盾。③ 二、麦迪森对前近代中国人口的估计 在前工业化时代，人口(劳动力)是物质财富创造的主要源泉，相对精确的人口统计数据是GDP统计的前提和基础，这不仅因为统计人均GDP需要人口数据，而且也因为，从GDP统计的支出法角度看，在积累率较低的农业社会，几乎所有物质生产成果均将成为被消费的对象。考虑到麦迪森对古代中国GDP的估计是以人口数直接乘以人均值，人口数据的准确与否将对其统计结果产生很大影响。 幸运的是，我们已有大量中国人口史研究成果。在海外，卡尔-桑德斯(Carr-Saunders，1936)、何炳棣(1959)、杜兰德(Durand，1967)、克拉克(Clark，1968)、珀金斯(1969)等都对明清时期中国人口总数进行了估计。④在国内，以复旦大学历史地理研究所为代表，中国人口史研究也取得了突破性进展。 安格斯·麦迪森似乎没有充分注意到这些研究成果，至少完全忽略了国内学术界在这方面的努力。麦迪森对中国人口长期趋势的描述无疑是基本正确的，但对具体人口数据的处理则显得不够严谨。⑤麦迪森大量引用了刘克智等人的研究成果，后者对1380-1957年每隔10年中国人口数量和耕地面积进行了估计。然而刘克智的数据可能存在较大的问题。例如1650-1660年、1730-1740年中国人口年均增长率分别高达21.4‰和37.88‰，可能存在严重高估。麦迪森也注意到该问题，并对刘的数据进行了修正，即消除了刘著中缺乏可信度(例如每十年人口年增长率超过20％)的数字跳跃，并提出了自己的估计数据。 葛剑雄教授主编的六卷本《中国人口史》的第四卷和第五卷分别为明时期和清时期，由曹树基撰写。这两卷在原始史料的基础上，综合运用了历史学、人口学和统计学的方法，对人口数据进行了大量的定量分析，基本复原了若干关键年份中国人口数据。曹著认为，崇祯三年(1630)中国人口约达到了19250万人，较之洪武二十六年(1393)增加了1.65倍；明末人口出现剧减，到崇祯十七年(1644)，中国人口大约尚存15250万；康熙十七年(1678)中国人口大约为1.6亿，乾隆四十一年(1776)约为31146.5万，嘉庆二十五年(1820)约为38310万，咸丰元年(1851)约为43608.7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