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F129.3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9142(2010)01-0016-07 一、正史中的“末业，贫者之资也” 在正史中，“末业，贫者之资也”的思想首先出现于《史记·货殖列传》：“夫用贫求富，农不如工，工不如商，刺绣文不如倚市门，此言末业，贫者之资也。”可见在司马迁的心目中，“末业”既指商人，同时也包含传统市场和商品交易在内；“贫者”则是“匹夫编户之民”，也即百姓中的贫困者。在封建社会，编户之民中最大多数的贫困者，毫无疑问是农民。与力主“重农抑商论”者不同，司马迁主张“本富为上，末富次之，奸富最下”；“以末致财，用本守之”。他对通过正当的工商行为致富的人极为赞赏，非但将他们尊称为“素封”和“贤人”，还明确宣言：“请略道当世千里之中，贤人所以富者，令后世得以观择焉。”也就是说，他之所以在这部用毕生精力撰写的著作中，为那些家累“千金”，拥资“千万”、“数千万”和“巨万”，荣华富贵足以比拟封君的正派大商人立传，目的就在于给后人留下观摩效法的榜样。司马迁这样做，主要是因为他同意《周书》所说的社会经济理念：“农不出则乏其食，工不出则乏其事，商不出则三宝绝，虞不出则财匮少。”坦率直言：“此四者，民所衣食之原也。原大则饶，原小则鲜。上则富国，下则富家。贫富之道，莫之夺予，而巧者有余，拙者不足。”[1](pp.3253～3283)很显然，司马迁写作《货殖列传》时，是将“末业”看成与农、工、虞一样重要的富国富民的事业和途径，是社会经济生活中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所以，“贫者之资”中的“资”，实际上就是“衣食之原”。也就是说，“末业”对于贫困农民而言，同样是他们借以谋生活命的事业和途径。 《汉书·货殖传》又一次记述了这一思想：“谚曰：‘以贫求富，农不如工，工不如商，刺绣文不如倚市门。’此言末业，贫者之资也。”[2](p.3687)与《史记》不同，这里多出了“民谚”二字。这个变化之所以出现，大致可能如下：其一，司马迁撰写《史记》时并无此民谚，之后才出现。若然，则从“用贫求富”直至“贫者之资也”云云，完全是司马迁对历史上及其生活时代社会经济状况的归纳和总结，是直诉自己的观点和思想；其二，司马迁时代本已有此民谚，班固加上这二字以恢复历史真相。若然，则表明司马迁通过对历史上及其生活时代社会经济状况的观察，完全接受了民谚的涵义并转化成了自己的观点和思想，因此从“用贫求富”直至“贫者之资也”一气呵成，直抒胸臆，没有再注明“民谚”的必要。但对班固而言，情况却略有不同，它表明“末业，贫者之资也”只是班固根据“以贫求富”云云民谚得出的结论，是对历史和现实经济生活的一种认可。这也和班固本人对末业的看法贬义较多，对大商人们颇有微词相一致。但即便如此，他毕竟认可了。就笔者来说，却宁愿这是民谚，因为这非但无损于司马迁的观点和思想，反而更能说明在班固或其以前的时代，社会上已有许多人认识到了“末业”对于“贫者”也即广大贫困农民的作用和影响，所以才会出现这样的民谚并广为流传，经久不衰，从而为班固这位大史家所认可和录用。 需要强调的是，被司马迁尊奉为“贤人”或班固所称“富比公侯”的大商人中，虽然具体点名的有不少是盐铁商，但就“素封”而言，却是指以下这些物产的拥有者：“陆地牧马二百蹄，牛蹄角千，千足羊，泽中千足彘，水居千石鱼陂，山居千章之材。安邑千树枣；燕、秦千树栗；蜀、汉、江陵千树桔；淮北、常山以南，河、济之间千树萩；陈、夏千亩漆；齐、鲁千亩桑、麻；渭川千亩竹；及名国万家之城，带郭千亩亩钟之田，若千亩巵茜，千畦薑韭。”①其所以如此，关键在于这些物产是当时人们物质生活中的日用品，极易转化为商品，从而成为传统市场的常见商品或大宗商品。在市场中贩卖这些产品或其加工品并达到一定数量，如每年粜谷六七千斛，酒醋千瓮，屠宰卖出牛羊猪千只，粗布皮草千石，帛絮细布三万斤，轺车百辆，牛车千辆，船千丈之类的大商人，也足可以“富比公侯”了。总之，这些物品绝大部分是农、林、牧、副、渔产品。既然这些产品的拥有者和贩卖者可以位居“素封”，“富比公侯”，贫困农民当然可以利用市场，生产和卖出这些产品以谋生活命了。不过，《史记·货殖列传》和《汉书·货殖传》虽然提出了“末业，贫者之资也”的思想，但所记叙的都是大地主或大商人，“末业”如何成为“贫者之资”并没有具体说明，而且联系下文，还有一些舍本从末的味道。真正具体而细致地阐述这一思想，并且结合农民本业来丰富和发展这一思想的涵义的，是贾思勰的《齐民要术》。 二、《齐民要术》中的“末业，贫者之资也” 贾思勰在《齐民要术·序》篇名下自注“齐民”的涵义：“《史记》曰：‘齐民无盖藏。’如淳注曰：‘齐，无贵贱，故谓之齐民者，若今言平民也。’”平民固然包括地主在内，但绝大部分是农民，当无疑义。在《序》的第一段，贾思勰开宗明义说出他撰写此书的目的：“要在安民，富而教之。”也就是说，他撰写此书是为了实现安定农民、富裕农民的理想。他还在《序》中明确宣称不屑于商贾货殖：“舍本逐末，贤哲所非，日富岁贫，饥寒之渐，故商贾之事，阙而不录。”所以“末业，贫者之资也”一句，也只是在此书第七卷《货殖》篇引述《汉书·货殖传》时带出来的。但是实际上，读罢全书便可发觉，“末业，贫者之资也”是贯穿《齐民要术》全书的重要思想之一，因而在《序》中也有十分明显的反映。 贾思勰在《序》中提到许多古人，大致包括两类，一类是其言论为他撰写此书奠定了思想理论基础的，一类是其行为体现了他的安民富民宗旨的具体途径的。后一类有18人，又可分为两种，第一种9个人是提倡、总结或推广当时先进生产知识和技能者，第二种9个人则是和“末业，贫者之资也”密切相关者。这里主要分析第二种人，他们可以分为三种情况：其一是政策制定者和推广者，如耿寿昌建议设立常平仓，桑弘羊制定均输法，都和商业活动有关，其共同特点是调节物资供应，控制物价，防止谷贱伤农和投机商人祸害农民，用国家权力通过商业行为稳定和保护农民。贾思勰对此给予极高评价：“益国利民，不朽之术也！”其二是通过商品生产发家致富的穷士，如猗顿以畜“牸”(按：母)畜起家，终至“子息万计”，李衡以种桔起家，结果“岁得绢数千匹”。其三是黄霸、龚遂、童恢、颜斐、杜畿等5人，都是地方官，其共同特点是采用引导或强制手段，逼迫农民在农业生产的基础上再搞一点商品生产，进入市场交换，从而改变了当地贫穷落后面貌，使农民富裕起来。其中龚遂、颜斐和杜畿最典型：“龚遂为渤海，劝民务农桑，令口种一树榆，百本薤，五十本葱，一畦韭，家二母彘，五鸡。民有带持刀剑者，使卖剑买牛，卖刀买犊，曰：‘何为带牛佩犊？’春夏不得不趣田亩，秋冬课收敛，益蓄果实、菱、芡。吏民皆富实。”“颜斐为京兆，乃令整阡陌，树桑果；又课以闲月取材，使得转相教匠作车；又课民无牛者，令畜猪，投贵时卖，以买牛。始者民以为烦，一二年间，家有丁车、大牛，整顿丰足。”“杜畿为河东，课民畜牸牛、草马，下逮鸡、豚，皆有章程，家家丰实。”颜斐和杜畿的意图相当明显，让农民养猪后“投贵时卖，以买牛”，是为了改善生产条件；“牸牛”即母牛，“草马”即母马，显然杜畿是让农民走猗顿的路子。龚遂迫令农民“卖剑买牛，卖刀买犊”，刀剑本非农民所产，在社会相对安定的情况下，对农民亦无多大使用价值，但是用来换取每家养母猪两头，鸡5只，就颇有意义了，因为养母猪可以下崽，而农民一家不可能饲养和消费两头母猪所下的猪崽，于是就要投向市场；按当时农民的生活水平，一个五口之家也不可能消费那么多薤、葱、韭，显然也要投向市场；果实、菱、芡之类虽有备荒的意思，实际上也难以绝对与市场无关。这些做法效果十分理想，在他们治理的地方，农民生产条件改善了，生活富裕了。贾思勰盛赞他们“督课”有方，和“天子亲耕，皇后亲蚕”一样有意义[3](pp.1～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