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我个人来说，如果这个世界中存在一个没有“修饰词”的民主国家，并且如果我有选择的话，我是绝对不会去那个国家生活的。 ——题记 近三十年来，中国发表的有关民主的著述不少，但其中绝大多数都属于“处方”式的工作。这些著述的作者大多对西方民主的具体运作机制及存在条件不甚了了，许多人也没有足够丰富的西方生活经历，但都把西方在20世纪的强盛和发展看作是民主的成果，并把中国社会在不同时期存在的各种问题看作缺乏民主的表现。“只有民主才能实现中国的经济发展”，“只有民主才能消除官员腐败”，“只有民主才能解决社会收入不平等”，“只有民主才能解决环境污染问题”，“只有民主才能解决公共卫生和食品危机”，如此等等，不一而足。在这种思维方式下，“民主是个好东西”似乎成了一个不容争辩的铁理。 王绍光先生的《民主四讲》（三联书店，2008年）与以往那些著作有很大的不同。《民主四讲》中虽然也有不少“处方”，但其核心则是描述和分析。《民主四讲》的第一章讲述希腊古典民主的起源与消亡，柏拉图、亚里士多德以降的古典哲人和大量近代哲人对民主政体的厌恶，美国建国初期的政治家对民主政体的恐慌，以及代议制民主在西方的形成和发展。第二章综述西方社会科学家关于代议制民主得以存在的条件的核心文献及其论点。第三章围绕代议制民主的选举制度和政党制度讲解其运作机制及其在发展中所形成的种种弊端。第四章则对代议制民主的实效进行评价，对代议制民主的得失进行反思和批判，并针对各种问题提出自己的看法。《民主四讲》展现了王绍光深厚的西学造诣及他对西方代议制民主的深入了解，书中多处到位的点评也凸显了作者的多年积累和思考。《民主四讲》为中国读书阶层提供了一部了解西方民主的高质量入门教材，它走出了20世纪80年代来盛行的“民主是个好东西”式的思维方式，表明了中国知识分子正在走出急功近利的启蒙而趋于成熟，这对今后中国政治的良性发展是一件好事情。我为王绍光《民主四讲》的出版叫好。 《民主四讲》在学术上质量上乘，但书中的一些观点我却不尽赞同。为了深化对于民主和民主转型的认识，笔者在此抛砖引玉，提出以下分析供参考。 王绍光对古典和近代政治哲学家的“反民主政治观”的分析十分精彩，但他忽略了西方近代政治理论家的反民主政治观对西方民主发展的正面意义。近代西方的大多数政治哲学家是进步保守主义者，他们中不少人认识到民主政治是现代政治发展的一个主要潮流，但同时也非常惧怕社会发展出一种谁人多谁说了算的“多数暴政”局面。正是基于这种思考，托克维尔才富有远见地提出（而不是王绍光所言的“莫名其妙”地提出）：“民主政府的最终目的应当是对少数个人利益的保护”（第31页）。正如王绍光所言，在当时的西方，“自由”、“宪政”等思想及相应制度的提出和建立在很大程度上旨在对民主加以限制；并且在很大程度上代表贵族和资产阶级的立场。但是，这些思想和制度框架也为在西方居于少数派地位的左派知识分子的生存和发展提供了空间，为西方工人阶级的抗争提供了思想和法律保障，并为西方民主和社会的渐进发展提供了可能。18世纪末至19世纪的西方经历了世俗化和去贵族化、工业化和工人阶级的兴起，以及民族主义思潮和现代国家的形成及发展，其社会变动以及这些社会变动所带来的利益和阶层重组，带来的思想混乱不可谓不大。但民主政治在很大程度上为英国、美国甚至是法国的社会矛盾提供了一个缓冲，为这些国家以及最后整个西方政治的渐进发展提供了可能。 王绍光对西方民主进行了深刻的批判，其中许多观点我深有同感。中国今后如果发展民主的话，《民主四讲》中指出的西方选举制度和政党制度的种种弊端都是应当努力克服的。王绍光同时提出，“自由民主”、“宪政民主”、“代议民主”、“程序民主”中的每一个修饰词都是对民主的限制。对于这一论点我也同意。但是，王绍光认为这些修饰词都是在对民主进行“无害化处理”，并认为真正的民主应当“是人民当家作主的民主，而不是被阉割，经过无害化处理的民主”（第242页）。言下之意就是那些有修饰词的民主都不是真正的民主。就我个人来说，如果这个世界中存在一个没有“修饰词”的民主国家，并且如果我有选择的话，我是绝对不会去那个国家生活的。毛泽东在20世纪50年代邀请党外人士帮助中国共产党整风。这一做法不能不说是一种民主。但在党外意见稍一不中听，政府就马上展开“反右”运动，超过五十万知识分子，包括前总理朱镕基，都被打成了右派。为什么会发生这种局面呢？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这时候提倡的民主没有“自由”和“宪政”加以限制，从而不能够对少数人的声音加以法律保护。“文革”期间，毛泽东发动群众，大鸣大放、大辩论、大字报，不可谓不民主。但是其结果呢，却是一片混乱，大到武力相向的派性斗争和残暴的多数压迫少数的批斗会，小到由于一张匿名进行人身攻击的大字报而引起的自杀和家破人亡（王绍光曾经写过一本我个人认为是至今为止在西方发表的最优秀的关于“文革”的著作，他是“文革”研究的专家，我无需在此班门弄斧）。为什么会发生这种情况呢？其重要原因之一就是“文革”时代的“民主”，第一，没有“自由”加以限制，因此少数人的利益和声音得不到保护；第二没有“宪政”、“代议”和“程序”加以限制，因此恶意中伤成了家常便饭，肉体惩罚成了司空见惯，普通百姓不断被中央的和地方的、老的和“文革”中新涌现出来的大大小小魅力型政治领袖加以操控，而一旦脱魅了的政治人物会马上被大众在“灵魂和肉体上”同时扫入“历史垃圾堆”。王绍光强调，西方近代政治理论家的反民主政治观源自其阶级立场，但是我并不认为我的上述“反民主”言论是在为任何特权阶层辩护。“文革”中我在工厂工作了八年并经常在农村劳动，我深知工人和农民也不是铁板一块。就当前的工人而言，他们中间有白领和蓝领工人、外企合资或国有及私人企业的工人、技术和非技术工人、生产行业和服务行业的工人、城市工和农民工、女工和男工、南方工人和北方工人，等等。他们的利益和兴趣十分不同，意见达成一致谈何容易。也就是说，在民主社会中，工人、农民中的各种群体，特别是少数群体的声音也需要有“自由”和“宪政”的保护。我这里无意为西方民主的现状辩护，而只是想表达对于没有“修饰词”的民主前景的担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