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人类还是一群真正意义上的野蛮人时，就已经居住在“象征之林”中。在其中，无论是如霍布斯所言“人人相互为敌”①还是如卢梭所言人们情感平静、不知邪恶②，象征都是人类了解自我和世界、表达言语和行为的基本方式。或许应该归功于人类在历史长河中一直秉持着的文化意义上的安土重迁观念，时至今日，人类依然踟蹰其间。不幸的是，即便人们筚路蓝缕，努力探寻重返伊甸园之路，但巴别塔崩塌后象征之林已然成为硝烟密布的战场，充斥着各种形式的争夺。如果说还有更为不幸的事，那就是人们往往受激于某种崇高情感而战不旋踵，一种彼竭我盈、势不两立的争夺理念更令象征之林陷阱丛生、恩怨难解。拭目而望那些胜利者——他们或回购古物珍玩，悉心抹去其历史秽迹后当做新时代的战利品安放在博物馆中；或挥舞着民族国家的旗帜，撒布富有鼓动力和黏合力的“自豪感”和“自尊心”……不过，关于象征的战斗并未就此尘埃落定。无论是重获象征往日荣光的物事，还是重振东山再起的雄心，为之沾沾自喜反而是“得到了锁链，失去的却是整个世界”。因为在这片纷争不断的象征之林中，至关重要的既非象征的形式意义，也不是对象征的系统性阐释，而在于理解象征的能力。依此断言，政治象征的争夺具有三个深浅不一的层次，下文逐层解析详证之。 器之争：政治象征的资源特性 象征是社会生活中的一个较为常用的基础词汇。就词性而言，作为名词出现的象征通常被理解为“象征物”或“象征符号”，③作为动词的象征则强调“象征意义的表达”，通过“类比”等认知模式实现不同概念间的意义转移和接洽。④象征高度依赖于分类和比较，如果它是主角，那么就意味着配角的存在；如果它是附庸，那么就意味着宿主的存在。简而言之，象征诞生自不同概念之间的意义转移—这个转移过程既包括指认、阐释和构建，也包括质疑、破坏和颠覆——通过类比的认知模式将不同事物联系起来，并置之于某种关系网络中。通过对相异意义的这种特殊处理方式，象征成为人类的话语系统、行动系统和思维系统中的重要节点，从天地到尘埃、从时间到空间、从神话到谣言……万事万物都能够存在于象征表达之中。所以，仅将象征资源理解为具体的事物或对象，就会忽视象征的更为丰富的意义。以农民耕作的土地为例，它本身只是一种土壤的物质形式，但一旦被当做领土，便会发生意义上的转移，成为“国家主权”的象征。此外，将象征资源理解为具体的事物或对象还会在象征物的理解上造成很大的局限性，因为很多抽象事物或事件也是象征的常见形式。例如非物质性的“铁幕”是冷战的象征、“炎黄”二字被传说和历史塑造成中华民族的象征、查理一世的公共行刑仪式是英国君主制崩溃的象征。 当象征从一种个体思维方式演变为一种社会无意识之后，它便真正具有了“资源”所含的“力量”的隐义。几乎所有的前现代社会形式都依赖于一套完整的象征系统，传统、习俗和宗教都被压缩进其中，并通过各种（尤其是规则性的和仪式化的）言语和行动被释放出来。在此过程中，不同现象之间的差异性被抹平，与此同时，一致性呈现出来，并形成映射关系。整个宇宙（空间和时间）都被纳入象征系统予以考虑，事物及其行为都在这个框架中得到解释，也必须依赖于这个框架给出解释。⑤数百年来，科学主义以一种对事物进行“客观”分析的才能，不断驱逐着前现代文明的大部分成果，并且成效斐然，如历史学家霍布斯鲍姆(Eric Hobsbawn)形象地指出，现在的传统是被发明出来的⑥；习俗或者被当做一种不能为真的游戏，或者被视作一种经济发展的驱动力⑦；而神圣的教会宗教日渐为贝拉(Robert N.Bellah)所言的世俗化的“公民宗教”⑧、甚至是卢克曼(Thomas Luckmann)所言的个人化的“无形的宗教”⑨所替代。 曾几何时富蕴无穷意义的象征体系的确在现代生活中已经变得支离破碎。但是，传统象征体系的消解并不能表明象征在现代社会中普遍孱弱无力，象征的力量在政治生活中的巨大影响仍然令人叹为观止。在行动层面上，总统就职、国庆阅兵和游行集会等公共仪式各有其独特的象征系统，是国家政治生活中广受关注的重要景观。⑩在空间层面上，圣地、祭坛、宫殿、纪念场所和壮观建筑等作为一种“文化建构”(11)成为权力的典型象征（例如遭受恐怖袭击的美国纽约世贸中心之所以成为目标，正是因为它被视作一个独一无二的和具有象征意义的地方，是国家精神围绕着的、值得尊敬的象征）。在时间层面上，各种纪念日唤回了被纪念者或被纪念事件的丰富象征含义，尤其是在民族国家中，作为法定假日的纪念日使得“文化记忆获得自己的法权安排”(12)，成为重要的合法性资源。此外，国旗、国歌、国徽和钱币等标识是受到法律保护的国家象征，神话、寓言和传说是民族国家习以借用的语义象征……这些象征之所以依然重要（从某种意义上讲，在一个现代多元化社会中比在前现代等级制社会中更加重要），主要在于它们与政治权力之间具有极为紧密的关系。科恩(Abner Cohen)就此指出，“权力和象征是弥漫于所有社会中的两个主要变量”(13)，布尔迪厄(Pierre Bourdieu)则直接将国家这一最为重要的政治范畴视作“象征权力的集中和实施的场所”(14)。卡拉—穆尔扎的观察更为深入，他认为象征之所以能够为政治生活提供可靠的权力支持，或是能够具有某种权力结构和效应，是与“象征使事物合法化，起导向作用的特性”(15)联系在一起的。一言以概之，政治象征的重要性来自于其“物象”（字面意义）与政治权力以及对权力的认同即合法性联系在一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