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K901.4；F119.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6201(2010)04-0022-05 随着大工业和世界市场的产生和发展，资本奔走于全球各个角落。在此背景下，国家成为本国资本在世界范围内广泛流动的最大受益者和最主要保护者。为了维护和发展本国利益，各个国家围绕着相互之间的领土关系，在社会地理的各个空间上展开了激烈的竞争。这样，就有了地缘政治现象。最初的地缘政治斗争主要表现为领土争夺，随着全球化的不断深入，当前的地缘政治斗争更多地表现为对于目标区域的控制与反控制。因此，作为研究地缘政治现象的一门科学，地缘政治学的研究视角具有极强的国别差异。 一、中国地缘政治学的起点 国人对于近代地理学的接受，起始于了解自己、知晓世界、谋求发展的独立富强愿望。自洪堡以降至20世纪30年代，西方地理学实际上就是一门分布的科学，以研究自然和人文现象的地域分布以及自然和人文之间的关联为重点。因此，近代以来的中国地理学所秉承的宗旨就是“研究地理与人生之关系；使吾人对于世界各地之风土人情，皆能解释其因果，说明其系统，且能根据已知推考未知”[1]。在此过程中，国人接触到了政治地理学。1906年，刘鸿钧指出：“地理学之种类异矣……研究人类与地理相互之间关系曰人文地理，政治地理者为人文地理研究中尤重要之一科，得其概略，则近今世界之大势以及政治组织之机关，可一览而备悉焉。”[2]他通过对世界各国概况的描绘来解说政治地理学，并把经济地理学的研究内容包含在政治地理学之中。这是现在所能见到我国最早全面介绍政治地理学的书籍。1931年，韩道之探讨了政治地理学的学科特点，“故政治地理，以地理的范围论，则领域极狭小，内容极简单，不过叙述国家之位置、境域、面积、人口、政体诸端而已。若以政治的范围论，则除上述诸端外，当兼及于与政治有关各方面之地理。如民族之概况属人类地理，气候之影响属气界地理，特产之关系属生物地理。”[3] 此时，马汉的海权论、麦金德的陆权论都已先后问世，开创了早期英美地缘政治学的先河；拉采尔提出了国家有机体、生存空间理论，契伦创造了地缘政治的概念，法西斯地缘政治学也端倪初现。英美地缘政治学和法西斯地缘政治学在理论形态上有着显著差异，但是在理论目标上却是一致的。当时的英美学者一般用政治地理的概念来阐释陆权、海权以及后来的破碎地带理论。他们对于地缘政治学概念的抵触，源自对于法西斯专制的反感。英美学者以崇尚民主宪政的价值归属为出发点来认同国家利益的合法性，而法西斯学者则强调专制国家的利益高于一切。然而，不论是陆权与海权的地理对抗，还是生存空间的扩展，都表达了在世界范围内争夺殖民地的根本意图。从这个意义上讲，冠之以政治地理的英美地缘政治学和法西斯地缘政治学是殊途同归的。对于地缘政治学的发展动向，当时的中国学术界并没有给予应有的重视。仅有1900年的《亚东时报》曾经零星刊载了从日文版海权论转译的《海上权力要素论》的个别章节。 抗日战争爆发后，国人开始关注地缘政治学。1938年，李长傅等人翻译了阿部市五郎的《地理政治》，该书较为全面地介绍了法西斯地缘政治理论。此时的中国学术界已经正式使用地理政治来指称地缘政治，“地理政治学原文是德语Geopolitik，一译地理政治学，一译风土政治学，都是日本译出的，而以前名比较通用”[4]。后来，地缘政治逐渐成为地理政治的同义词。“地理政治学(Geopolitik)……在中国还有一个很熟悉的名字，那就是‘地缘政治’，日本人有些人就彻底把它称做‘地政学’，也就是这个捞什子。”[5]事实上，政治地理和地理政治都是对于西语的直译，political geography是“政治”在前、“地理”在后，Geopolitik(英文Geo-politics)则是“地理”的词根在前、“政治”在后。“地政”一词，中国古而有之，为避免歧义，没有直接借用日本人的翻译方式。“地缘”一词也是古而有之，将其与“政治”相拼接，更贴近德文原意。因为契伦造出的Geopolitik就是用来解说Der Staat als Reich的，而Reich具有国家和领土的双重含义。 二战结束后，地缘政治学随同法西斯国家的覆灭而被世人唾弃，国人对于地缘政治学的关注也随之戛然而止，对于杜黑的空权论和斯皮克曼的破碎地带学说几乎无人问津。中国学术界重又醉心于作为分布科学的地理学。“政治地理就包括了我们常常提及的经济地理的内容。后来经济地理和历史地理各个独立出来成为一种学科的时候，政治地理的含义就比从前狭窄了。除了历史地理之外，大抵政治地理所着重的是国家的边界、领土、民族和战略地区……经济地理所着重的则是资源、人口(劳动力)、产业(农业和工业)、交通、贸易这几方面。”[6] 20世纪上半叶，地缘政治学在中国未获发展，但是产生了独具特色的地缘政治战略。国民政府在分析历史上北方游牧民族入主中原的进军线路后认为，要想吞并中国必须采取东西包抄、中间突破的战略，而日军的进攻方向则是在中国的东部一路向南。这样，国民政府采取了“以空间换时间”的战略，在战争初期向西部内陆地区转移，积蓄力量准备反攻。“以空间换时间”战略迟滞了日军的进攻，但是消极避战和片面抗战严重削弱了国防实力。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国共产党人创造性地提出了持久战战略。毛泽东专门阐述了中日两国的地理差异，分析了“地理上的国际环境”[7]。他深刻地指出，“从时间条件说，战争和战争规律是发展的，各个历史阶段有各个历史阶段的特点”，“从地域的条件来看，各个国家各个民族特别是大国家大民族均有其特点”[8]。敌后战地游击战收复了大量国土，为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做出了重要贡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