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D09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3489(2010)04-0001-07 春秋战国时期的中国正处于“礼坏乐崩”、“礼乐征伐从诸侯出”的大动荡、大变局中，诸侯逐鹿、大国争霸的局面与16世纪以来的世界局势颇有几分相似，于是近年来研究国际关系理论的学者转向这段历史，力图从丰富的先秦政治思想中寻找资源，通过重新挖掘中国传统思想，来丰富现有国际关系理论，以便建立起融入了中国本土经验的国际关系理论体系。这种研究和发掘近几年取得了相当进展，这些研究主要集中在先秦儒、法、道、墨诸家对国家间秩序、国家间领导权、霸权的转移等方面的论述；其具体研究方法是以现代问题作为切入点，以现代概念、西方理论作为分析工具，从传统资源中寻找与今日国际政治问题相契合的理论及策略启示。这种以今溯古、以西套中的方法确实能使丰富的原始资料呈现出一种理论系统性，也使先秦诸子思想在当代视野中获得了新的意义。但同时我们也应清醒地看到，这种研究所反映出的古今中西语境差异所导致的研究困境。对于由诸如文化隔膜、诠释方式及话语权力等所导致的在诠释中国经典方面的研究困境，目前学界还少有关注。本文力图以当前的一些具有代表性的研究成果为例，来具体探讨在挖掘中国古代政治思想资源中究竟存在着哪些问题、困境及可能的解决途径。 一、不同语境下不同问题与逻辑如何对接的困境 当代国际关系学界的学者在发掘先秦政治思想资源时，其问题框架、切入角度主要集中在“国家间”关系方面，《中国社会科学》曾刊载名为《先秦国家间政治思想的异同及其启示》的文章，[1]有关此方面的文选亦名为《中国先秦国家间政治思想选读》；[2]作为“清华国际关系丛书”之一的《王霸天下思想及启迪》一书，[3]是近年来研究中国古代国家间政治思想资源的一本重要著述，此书书名虽曰“王霸天下”，但所讨论的重点并非“天下”问题，这从该书第一章题为《先秦国家间政治思想流派概述》即可见一斑。 把关注点放在国家之间关系方面，这种问题意识显然源自我们所生活的这个国家占据世界舞台主角的生活场域。但在研究先秦诸子，特别是孔孟荀、墨子、老子这些带有强烈人文理想的思想家时，以所谓“国家间”作为研究重点，则往往难以抓住这些思想家们的思想精髓。置身不同时空环境、不同文化中的伟大先哲们，所萦绕深思的问题无不是他们生命体验与社会沉思的结晶（当然也有其永恒的意义）。在先秦列国纷争的混乱中，无论是儒家、墨家还是道家，其思想立场或有不同，但在一点上是相同的，那就是：他们思考问题的出发点从不局限在国家间关系方面，如老子在《道德经·五十四章》所言，“以身观身，以家观家，以乡观乡，以邦观邦，以天下观天下。”天下观才是观照世界最高的尺度。赵汀阳一直致力于研究中国传统的“天下体系”，研究作为一种政治哲学理念，天下体系对当代世界所可能有的启示意义。按照他的说法，中国“天下／帝国的这种开放性使得它具有完全不同于民族／国家的价值标准。天下作为最高的政治／文化单位意味着存在比‘国’更大的事情和相应更大的价值标准，因此，并非所有事情和所有价值都可以在‘国’这个政治单位中得到绝对辩护。”[7](P.63)此言甚是。 先秦儒家、墨家所关注的，首先是如何建立天下一统的贤明政治问题。特别是儒家，由于其鲜明的理想主义色彩，无论孔子、孟子还是荀子，所关注的核心问题始终是如何以王道统一天下：孔子要“克己复礼，天下归仁”，恢复西周礼治秩序；孟子热切希望的是“不嗜杀人者能一之”，荀子要“法后王”。当然，先秦儒家也有关于国家问题的论述，如孟子力劝齐宣王以仁政“王天下”，荀子有富国的主张，但这些国家理论从属于他们的天下理想，无不是其王道天下思想的有机组成。“王天下”的最高理想是“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天下可运于掌”，[4]正如荀子所言：“国者，天下之利用也，人主者，天下之利势也。”[5]国，始终只是实现天下统一目标的最有力工具而已。 而如果仅仅以“国家间政治思想”作为问题框架和逻辑起点，我们会发现，学者们所挖掘出的问题重点，往往与先哲们的关注点有偏差，其逻辑结构也发生了扭转。以《先秦国家间政治思想的异同及其启示》一文为例。可以说，全文所重点分析的“国家间领导权的实力基础”、“霸权的转移”等问题，并非先秦诸子、尤其是儒家念兹在兹的问题。在该文最后一部分“理论及策略启示”中，作者得出了四点启示：“和谐世界外交理论”、“安全合作理论”、“国际权力转移理论”、“霸权稳定及崛起理论”，除第一点外，其它三点与儒家关注点都有相当差距，也存在矛盾之处：从一种思想学说之中如何既能得出“和谐世界外交”理论，又能得出“国际权力转移”与“霸权稳定及崛起”的理论？ 儒家和墨家对霸权都持强烈的批判态度。《孟子·梁惠王上》载，齐宣王曾向孟子询问起齐桓、晋文称霸之事：“齐宣王问曰：‘齐桓晋文之事可得闻乎？’”孟子言辞激烈地答道，“‘仲尼之徒无道桓文之事者，是以后世无传焉，臣未之闻也。无以，则王乎？’。”孔子尚有“桓公九合诸侯，不以兵车，管仲之力也”的慨叹，赞许管仲不以武力胁迫他国结盟是仁义之举，“如其仁！如其仁！”，[6]孟子则是根本不屑于谈论齐桓公的霸业，而只肯谈论“王道”的问题，他对齐宣王一番长篇大论，都是劝他要“保民而王”。 《先秦国家间政治思想的异同及其启示》一文对“王权”与“霸权”两个概念作了明确区分，认为两者的区别是“道义的有无”，[1](P.100)但将王权问题放入霸权的框架来认识，由此而导致了结论与思想的分离。诸如“根据他们的思想，我们可以假设霸权的道义水平关系到国际体系稳定性的高低和持续性的长短”之类看法，[1](P.106)很难看作是从儒家思想中引申出的认识。从逻辑条理的角度来看，不同思想家，其思想的系统性往往表现在主要观点之间的逻辑顺序和结构条理方面，比如儒家有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著名公式，其从身、家、国再到天下的逻辑次序，反映的恰恰是儒家对世界的认识，其中天下是最高的政治文化单位。而如果以国家为理论本位来看这个公式，儒家“治国、平天下”的逻辑次序很容易被颠倒为先国家、后天下，比如《先秦国家间政治思想的异同及其启示》一文就把“天下的性质”一节放入“国家间领导权”一章中来分析，天下俨然变成小于国家的概念。这种不同反映的是置身不同时空语境的学人们问题意识的变化和逻辑重心的迁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