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民网络参与：新政治系统理论的分析框架

      中图分类号：D2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410X(2010)02-0044-10

      网络参与是公民参与的特殊形态，即公民借助互联网而进行的有关公共事务的表达与讨论、网络结社以及经由网络动员而引发的集体行动。研究公民网络参与不仅要考察它是怎样生成的，还要探讨参与行为对政治系统的影响，但现有网络参与研究大多停留在经验层面的叙述，缺少理论上的建构。有两类相关解释范式较为流行：一是公民社会理论[1]和“公共领域”概念[2]，二是议程设置理论[3]，但均缺少令人满意的解释力。“公共领域”能够解释互联网的传播特性和网上讨论特征，但无法回答为何有些问题引起广泛关注和讨论，而有些问题却被忽视；议程设置理论能回答这一问题，但不能解释为什么网络舆论会引发政府行为、政策甚至制度的变化。本文试图建构一种新的理论分析框架，用以阐释公民网络参与的生成逻辑和政治效应。

      一、政治系统论

      一般而言，公民参与是指向政府决策的。当公民在网上进行表达和讨论时，所汇集起来的舆论(多数时候体现为要求)往往能传递到决策当局，影响政府的行为、政策制定甚至制度选择。这种网络舆论压力与政府决策间的因果联系，形成典型的政治系统论表述。

      政治系统论的基本前提是政治系统—环境二分。按照系统论观点，任何一种为它所处的环境因素所影响或试图影响其环境的政治系统，都可以用输入、输出和反馈这三个变量来考察。输入用来描述环境中那些试图改变、修改或影响政治系统的事件，它必须穿越系统的边界，从社会环境进入政治系统。输入包括要求和支持两种类型。要求可定义为“意向的表达，其内容为特定事物的权威性分配是否应该由那些担当此责的人们做出”[4]。要求不仅来自社会非政治系统，也来自系统内部的政治团体和精英(内输入)。支持是指对特定政治对象的认同，包括隐性/显性支持和积极/消极支持，共同指向政治系统。尽管支持对政治系统的生存很重要，但它会逐渐蚀耗，从而给系统带来压力。在这种情况下，政治系统必须做出反应：要么通过输出制造特定支持，要么通过灌输合法感和培养共同信仰激发散布性支持。

      要求和支持经过政治系统的转换变成输出。输出表现为政府的决策和行动，它会在环境中产生变化，这些变化叫结果，反过来也会影响政治系统。这一过程也称为反馈，它沟通着输出与下一轮的输入，从而使系统与环境处于持续不断的互动中。从某种意义上说，“输出是一种特殊的刺激”[4]，当它为成员提供利益时，就可以指望成员提供支持；当输出可能给成员强加某种显著不利，它则会增大消极性支持。由此，有效修正输入制造者的输出已经成为必要，从而实现伊斯顿所言的“缓减现存的不满”或“预期未来的不满”、削弱“消极性支持”。

      可见，政治系统是一种要求和支持输入系统，经过转换过程成为系统的输出(图1)，从而为社会做出权威性的价值分配。在这一模型中，从输入到转换再到输出并非一个单向的简易流动过程，输出只是一个流程的环节但远不是整个流程的终点，因为一次结果的“输出”反馈给政治系统又变成了新的“输入”。

      

      图1 政治系统论的简化模型

      尽管政治系统论能够解释民意对政府决策的影响，但只能提供一种分析思路，而不能提供具体知识。如政治系统论告诉我们输出与输入之间的一定适应是系统自我维持的关键，但它没有说明如何评估输出是否与输入相适应；系统论告诉我们要求是驱使政治系统活动的必要条件，但它除了简要论述欲望转化为要求的守门机制外，并没有阐明要求是如何在环境中生成的。这些决定了政治系统论仅适用于分析宏观的政治框架，无法分析具体的政治问题；仅适用于分析抽象政治运动的一般形式，而无法分析丰富多彩的政治活动内容[5]。在网络参与研究中，经典的政治系统论除了能解释网络舆论压力为什么能够引起政府决策的变化外，不能回答网络舆论是如何生成的，也不能评估网络舆论到底在多大程度上影响着政府决策。因此，必须对宏观理论进行改造，以适用于公民网络参与这一具体政治现象的分析。

      理论改造可从两方面进行：一是从理论内部结构入手，通过补充微观的操作性假设，增强经验上的可证实性；二是在理论周围嵌入若干其他理论，增强理论的延展性。当运用政治系统论分析公民网络参与时，可以将这两种途径结合起来，在经典系统论基础上衍生出一种修正的理论框架，来说明网络参与的生成逻辑和政治效应。网络参与的生成必须满足两个条件：(1)该议题进入公众的视野，引起社会普遍关注；(2)公众能参加讨论，自由发表意见，最终汇成网络舆论。而议程设置理论和公共领域概念能分别对上面两个要素做出合理解释。

      二、议程设置理论

      议程设置是指大众传播媒介在一定阶段内对某个事件和社会问题的突出报道会引起公众的普遍关心和重视，进而成为社会舆论讨论的中心议题[6]。在公民网络参与研究中，议程设置理论能够解释为何一些议题能引起公众注意，并在网上引发广泛讨论。

      (一)议程设置理论的演变

      媒体能影响人们对“什么是当前重大问题”的认知，最早见诸于李普曼的论述。李普曼的观点是，新闻媒体影响“我们头脑中的图像”。由于外在世界过于庞大和复杂，一般人很难直接把握它。人们总是把自己认为是真实的情况当作真实世界本身，而实际上认知的真实世界只是一种“虚拟环境”。李普曼将这种“虚拟环境”看作是个人在其头脑中创造的“图像”，而它的真正来源在于连接两者(即外部世界和脑中图像)的媒体[7]。不少学者承接了李普曼关于媒体与个体认知的早期思考，侧重研究大众媒体四项功能之一的“告知”功能，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科恩。科恩在研究媒体与外交政策关系基础上，指出媒体在告诉读者“怎么想”这一点上大都不怎么成功，但在告诉读者“想什么”方面却异常有效[8]。1972年，麦考姆斯(McCombs)和肖(Shaw)正式提出议程设置理论。麦考姆斯和肖的假设是，媒体和公众之间存在一种因果联系，即新闻媒介的优先议题将成为公众的优先议题。不过，麦考姆斯和肖有关议程设置的研究主题较简单，随着时间的推移，议程设置研究逐渐扩展到其他方面，这包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