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D69 ［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0439-8041（2010）03-0011-10 “民主还是民主主义”在英文里似乎应该说成“Democracy or Democratism”——不过，现在的英文 词典里还没有“Democratism”这个词。而我之所以做这个发明，是因为现在人们一看到“Democracy”，想到的就是“民主”而不是“民主主义”。但在九十年前的“五四”时期，中国人对不带“-ism”尾巴却表达一种系统的主义、价值和信仰的性质看得很清楚，而且极力加以标榜。当时“Democracy”的译法，除了“德谟克拉西”一类的音译之外，其他如“惟民主义”、“庸民主义”（张东荪）、“庶民主义”（陈启修）、“平民主义”（李大钊）、“民治主义”（胡适）、“民本主义”、“民权主义”等等，无不拖着“主义”的尾巴。而据陈启修的研究，在所有译法中，又尤以“民主主义”“通行最广且久”——尽管他本人甚不以为然。① 以历史的“后见之明”来看，“五四”时期最流行且最能表明国人对“Democracy”热爱的，却不是“民主主义”或“德谟克拉西”，而是“德先生”。似乎只要“德先生”大驾光临，不仅政治经济将为之丕变，而且“美术也，文学也，习俗也，乃至衣服等等，（亦）罔不着其色彩”。② 惟其如此，陈独秀也才敢对不满于《新青年》主张的人发出战书：“请你们不用专门非难本志，要有气力有胆量来反对德、赛两先生，才算是好汉，才算是根本的办法。”③ 陈独秀并不是真以为天下人都没有胆量反对“德先生”、“赛先生”，而是认准了没人愿否认它们对中国的重要性。“德先生”、“赛先生”在中国九十余年，带来了许许多多的变化。毫不夸张地说，“民主与科学”形成了中国人对于“什么是现代”的最根本的理解。近年来，一些思想史开始关注“科学主义”对中国现代思想开展的严重制约④，但对“民主主义”在中国社会与政治现代性方面的制约却无人提及。实际上，正是因为将现代政治化约为客观、透明、形式化的科学问题，“民主”才成为那种“以经济生产为原则”就可裁决的问题⑤，才是所谓的“日常经验”（如胡适的“民主是幼稚园政治”⑥），才是“生活常识”、“客观事实”（比如，“已经证明……”），并以“感觉化”、“身体化”——所谓“直观”——的方式进行传播。由此看来，考察中国“民主”观念形成的理论逻辑与历史逻辑，势在必行。 一 2006年秋，《民主是个好东西——俞可平访谈录》⑦ 一书出版后风靡学界，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即在于“民主是个好东西”的“大实话”口吻和似乎业已无可置疑的、简明的、常识的面孔（类似“科学真理”）。然而，从思想史的角度来看，不仅在东方而且在西方，“民主”长期以来都名声不好。因为在许多大思想家看来，民主不仅不是个“好东西”，而且可能是个“坏东西”。这就要从“民主的故乡”雅典说起了。 今人说到的“Democracy”，最早见于希罗多德的《历史》⑧ 一书。在希腊文里，“民主”由“demos”和“kratos”两个词构成。前一个词即今人所说的“人民”；后一个词是“统治”的意思。但这个解释过于简单。“demos”本来是指希腊时期雅典城外的“乡村”和居住在那里的“庶民”。公元前5世纪，一个叫克勒思叙尼（Cleisthenes）的平民领袖赶走了以前的僭主，把城乡混编成一个个叫“德谟”（demos）的组织，编属其中的人叫“德谟特”（demotos）；作为城邦的新成员，他们可以选举“德谟”的首领。⑨ 后世就把在这种基础上建立起来的政体称为“demokratia”，即我们通常说的“Democracy”。 不过，亚里士多德对这种政体评价很低，是其大著《政治学》书中三种坏的“政体”（regime）之一。亚氏把所有的政体区分为好、坏对应的三类六种。第一类是“一人统治”：好的称之为“Monarchy”（君主制），坏的称之为“Tyranny”——比较时髦的译法是“僭主制”，但其实是指暴君统治。第二类是“少数人统治”：好的形式称为“Aristocracy”（贵族制），坏的是“Oligarchy”——一般译作“寡头制”，但“寡”在中文里有时指“一个人”，如“孤家寡人”，既容易与“暴君制”混淆，又不容易传达少数人统治的意思，不如径译为“X头制”好些。第三类是“多数人统治”：好的形式是“Polity”，坏的才是“Democracy”。“Polity”在《政治学》书中有时指一般性的“政体”，但此处无疑特指一种“混合政体”，一般译为“共和制”。20世纪60年代，耶鲁大学教授罗伯特·达尔（Robert Dahl，1915—）创造了一个新词“Polyarchky”（A Preface to Democratic Theory），后来又写出以此为题的名著，不少人译为“多元民主”，但不如译成“多头政体”更恰当一些。⑩ 至于“Democracy”这个今天人见人爱的宠儿，则被亚里士多德贬损为简直“不是一种政体”，在中国被译成“庸民制”或“暴民制”也并不少见。(11) 需要指出的是，亚里士多德对“Democracy”的恶评，倒不是因为厌恶乡下人的土和穷。雅典的城乡关系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是一些理论家至今念念不忘的城乡共同体典范；亚里士多德本人对农民的纯朴、自足也相当欣赏。不过，他对“民主”却不以为然。他认为：其一，政治是一项专门技艺，就像航海一样需要长久历练和专门的技艺，而“德谟特”们缺乏研究政治的余暇，经验不足。其二，他们共同体意识淡漠：或则过于积极，如“商人”和“鞋匠”；或则不感兴趣，如“农民”；而只知道关心自己的私利。当然，漠视公共利益，是所有政体被败坏的共同原因。其三，更为重要的是，“德谟特”们常常不依法办事而靠点人头和“抽签”——这不是比方，而是雅典民主的主要方式。(12) 所以，亚里士多德虽不像柏拉图那样蔑视大众，而力图吸收“民主”政治的优长如热爱“平等”、“自由”等，但在他看来，“民主主义”实在是一种“多数”的“专制”，与“暴君制”相似，算不得一种像样的政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