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希腊城邦政治哲学史的既有建构范式 论及西方政治哲学发展历史，很多学者都认为古希腊城邦社会实现从自然哲学向政治哲学转向的奠基者是以苏格拉底为首的城邦晚期思想家，而智者学派在这一转向中的作用似乎不值一提①。在坚持这一立场的学者中，美国学者萨拜因(George H.Sabine)也许可以算作是一个典型。一是因为，萨拜因在自己的《西方政治学说史》中明确地罗列了他为什么要这样来“剪裁”思想史的理由；二是因为，他的这本书作为美国经典政治思想史的教科书，很受推崇，前后好几版，历时数十年，印数甚巨，流传广泛，甚至还被译成很多种文字，影响所及，远远超出英语世界。以至于当代思想史研究大家施特劳斯(L.Strauss)也以编写一本能取代萨拜因《西方政治学说史》的教科书作为自己的一个目标②。 那么，萨拜因在思想史叙事中推崇以苏格拉底为首的城邦晚期思想家、贬低智者学派的理由何在呢？从《西方政治学说史》中，我们可以看到有这样两条：一是对智者学派以诡辩术见长颇有微词，认为智者学派注重的辩论术算不上是什么政治上的“爱智”。萨拜因就此评论道：“就诡辩学派而论，他们根本不讲什么哲学，他们讲授的是富裕的学生们愿意付学费的知识。”③因此在萨拜因看来，智者们在这方面严格说来算不上思想家。二是认为，即便智者学派有些人文主义关怀，但也没有踩到政治哲学的“点子”上。因为这些人文关怀没有指向“追求变化中的不变和多样性中的统一性”这个古希腊的理性传统，而是指向了“任何人愿意相信的任何事物都是真实的”这个似乎荒谬的、“白费气力”的怀疑论④，因而偏离了政治哲学的主要的任务。 由此看来，萨拜因所谓的政治哲学，其主要任务就在于探明社会公共领域中变化与多样背后的“不变”与“统一”，就在于在这个确定性的基础之上为人类的应然政治生活提供一个不可置疑的、能“知善恶”的坐标。不难理解，在这样一种理解范式面前，智者学派带有怀疑论和相对主义色彩的人文思想的确显得有点“不入流”，它们在萨拜因的思想史叙事中消失也就的确不难理解了。 然而，今天的人们大概已经很难毫无保留地认同萨拜因这样一个有关政治哲学的取舍标准了。对古希腊政治思想颇有研究的英国政治哲学家巴克(E.Barker)就很明确地主张，凡是涉及到人文和人伦的思想探讨都应归入政治哲学范畴，而不必考虑其目标指向，因为“人与国家的联系是如此紧密，以至于根本不可能纯粹地讨论个人的伦理，任何关于人类行为的哲学都必定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种‘政治的’哲学”⑤。 更重要的问题似乎还不在这里。萨拜因的这个认知范式实际上还决定了他对以苏格拉底为首的城邦晚期思想家政治哲学的解读眼光，即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一脉究竟在什么意义上推动了古希腊自然哲学向政治哲学的转向。在萨拜因看来，希腊城邦晚期三大政治思想家在对公共生活进行的研究中最值得重视的，是他们“继续沿着业已为自然哲学所开辟的老路线——追求变化中的不变和多样性中的统一性”⑥前进的倾向。苏格拉底及其弟子们最突出的思想贡献便体现在这个方面。 但是，今天人们对苏格拉底、柏拉图与亚里士多德这三位思想家的发掘似乎进入了更深的层次。英国当代思想大家奥克肖特(M.Oakeshott)认为，城邦晚期三大思想家对政治哲学的最大贡献其实并不在于他们对确定性、本源性和一元性知识的追求，他们的最大思想贡献实际上在于对城邦既有主流知识体系的怀疑与颠覆。在他看来，政治哲学最大的特点正好不是对于确定性知识的追求，而是对于社会公共领域中的确定性知识的质疑与颠覆⑦。另一位著名的美国保守主义政治哲学的代表人物施特劳斯也反复强调，人们先前对于苏格拉底思想的解读一直有误。在他看来，苏格拉底对于政治哲学发展所作出的杰出历史贡献不在其他地方，而在这位思想家于彻底的思想怀疑与自觉的行为节制之间找到了自己的平衡点⑧。施特劳斯所提出的“回到古典政治哲学去”的口号，实际上是建立在这个认识基础之上的。很自然，这种新的视角向我们展示出了一个不同的苏格拉底学派，也展示出苏格拉底学派对于政治哲学的形成有着另一种完全不同的贡献。 用这种新的眼光来打量希腊城邦从自然哲学向政治哲学的转向，我们便会觉得萨拜因建构政治学说史的框架带有着一个已经逝去时代的厚重印记。在那个时代中，学者们感兴趣的是使政治学研究走向科学化，是要揭示出隐藏在事物背后的那个“不变”，是想为政治学说与政治实践寻找一个确定的、不可怀疑的基础。在这样一个时代中，政治学说史发掘出希腊城邦晚期三大思想家，放大他们在这些方面的思想，并把他们看成是这些方面的代表人物当然是不奇怪的。然而斗转星移，在经历了对于理性主义、科学主义的反思和后现代主义思潮洗礼的今天，人们认识世界、社会和政治生活的“范式”有了很大的变化。一切对于确定性知识的寻求，对于建立在一元论基础上的终极根源的追索，不仅不再具有先前那样的重要性，而且还在人们对复杂大系统有越来越清醒认识的情况下，被认为是人类认识史所走进的一个误区。在这样一个重大认识变化的基础上，我们有必要通过对智者学派的政治哲学地位的重新审视，与前人在不同的范式基础上进行一场新的对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