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I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2952(2009)04—0103-09 新时期以来，中国文学理论与文学批评获得了多元的发展。特别是在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文学在前一阶段的全面清理与批判反思的基础上向其自身回归，文学批评走向自觉，并呈现出多元探索的发展格局。无论是在对文学本质的探讨深入化方面，还是在文学研究方法的多样化方面，80年代中后期的文学批评都取得了一系列重大的研究成果。 文学主体性：走向深刻的文学论争 一、历史的追溯 对于文学主体性的讨论产生于20世纪80年代中期，它是在“文学是人学”的命题确立后，学界对文学理论进行的进一步的思考和探索，是人道主义的延伸，具有强烈的人本主义色彩。 在中国的思想文化史中，人道主义占据着极为重要的地位，它不仅是现当代文学中“人学”的灵魂，而且是一种独特的文艺批评尺度。回顾百年来的中国历史，人道主义主要分为四个时期：(一)五四时期人道主义的高歌奋进。此时的人道主义以个性解放为主要特点，在强调人的自觉的同时，极力唤起“自我意识”的觉醒，使得五四文学绽放出独特的异彩；(二)30年代人道主义的新转换。在20年代末梁实秋提出了以“人性”为文学标准，使人道主义思想由个人主义和个性解放转向了对人性的讨论；(三)50年代人道主义美学原则的新崛起。1957年钱谷融先生发表《论“文学是人学”》一文，第一次系统地将人道主义看作是一种极为重要的美学原则和艺术标准，促使人道主义美学崛起；(四)80年代人道主义的回归。在十年动乱结束后，文艺界在一片拨乱反正声中重新探讨有关“人学”的问题，恢复人的尊严、肯定人的价值被重新提出来，人道主义走向回归，“文学是人学”的观念得以重新确立。 文学的主体性问题正是在理论上对人道主义的继承与发展，它“上承五十年代巴人、钱谷融等人受挫的理论开拓，跨越了一个重大的文化历史断裂，并且接续了新时期几经沉浮的以周扬等人为代表的对人道主义的思考与反省”，①是人性、人道主义和异化讨论的延伸和发展。 二、对文学主体性的论争 对于文学主体性的论争是由刘再复发起的。他于1985年7月8日在《文汇报》上发表了《文学研究应以人为思维中心》一文。在这篇文章中，他首次以“创作主体”、“接受主体”的概念来代替“作家”、“读者”的概念，表达了在文学活动中尊重人的主体价值的鲜明意象。刘再复认为，“文学研究应当把人作为文学的主人翁来思考，或者说，把主体作为中心来思考。”②“给人以主体性的地位，就是要在文学领域中把人从被动存在物的地位转变到主动存在物的地位，克服只从客体和直观的形式去理解现实和理解文学的机械论。”③几个月后，他又发表了《论文学的主体性》，对自己的观点进行了系统地阐述说明。刘再复的主体性理论来源于李泽厚的思想体系。李泽厚的《康德哲学与建立主体性论纲》④与《关于主体性的补充说明》⑤是刘再复观点的重要理论来源之一。他对主体性的看法大致接受了李泽厚的“双重内涵”的观点，认为人的主体性包括实践主体和精神主体两方面：“所谓实践主体，指的是人在实践过程中，与实践对象建立主客体的关系，作为主体而存在，是按照自己的方式去行动的，这时人是实践的主体；所谓精神主体，指的是人在认识过程中与认识对象建立主客体关系，人作为主体而存在，是按照自己的方式去思考，去认识的，这时人是精神主体。”⑥同时精神主体具有双重结构，即表层结构和深层结构，“精神主体的表层结构，是被理念支配的意识层次的内容，而深层结构则是积淀在人的精神主体内部的潜意识，而介乎于两者之间的则是经常处于浮沉状态的情感。”⑦ 他声称：“探讨主体性的目的，就是要使我们的文学观念摆脱机械反映论的束缚，踏上更广阔、更自由的健康发展的道路。”⑧他在批判来自苏联影响的所谓“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理论中的机械反映论倾向的同时，系统分析了文学活动中创作主体、文学对象主体和接受主体的主体性地位，提倡高扬人的主体精神，要求无限释放人作为精神主体的主观能动性。 刘再复的文章和理论体系一经提出，就引发了一场关于文学主体性问题的激烈讨论和争鸣。对于他的主体性理论，学术界展开了广泛的争议，大致说来意见可以分为三种，即高度的评价与赞美、尖锐的批评和抽象肯定具体否定。 高度评价刘再复观点的文章一般是以现实意义为立场的。他们认为“文学主体性理论的出现是对以反映论为理论基础的传统文艺观念的摇撼，是对以庸俗社会学为精神支柱的极左路线的有力反驳。”⑨“无论具体工作尚存在哪些不足甚至错误，这种努力是积极的，是在用推动观念形态改革的方式支持体制形态的改革(政治改革、经济改革和社会改革)。他不是主观唯心主义的自我表现和自我完善，恰恰相反，它是时代精神的折射并且符合着时代历史的要求。”⑩“文学主体性问题正是旧理论体系的突破口和新理论体系的支持点。”(11)他们认为刘再复的文学本质论“阐明了一个常常被人忽略和遗忘的艺术原理：自由人性是文学艺术的灵魂，文学的真正出路和生路就是发扬以人的自由创造为基本内涵的主体精神。”(12)有些学者将刘再复对精神个体性的高度重视和强烈追求放置于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的基点上进行论证，提出了一条发展马克思主义文艺学的思路，是很有积极意义的。 对其进行尖锐批评的学者则主要以敏泽、陈涌为代表。他们虽然对刘再复的文学主体性问题的现实意义进行肯定，但对他的文章更多的是批评和否定的态度。敏泽认为刘再复的文章是出于浅薄的玄想，“概念没有任何历史的和逻辑的规定性，并且存在着概念不清、自相抵牾的现象。”(13)他“所提出的类似灵丹妙药的方案，实际上在主要方面并非一种科学的历史唯物主义的途径。”(14)陈涌更是将对刘再复的批评提高到了社会主义文艺的命运问题的高度上，他认为“刘再复同志在批评我们过去在文艺学方面确实存在的有关存在和意识、主体和客体、自由和必然的机械唯物主义的时候，并不是没有根据的。应该说，他看到了我们过去的文艺思想在这方面的错误和缺点，但问题是他没有把我们有些人在解释和应用马克思主义观点时的错误和缺点，和马克思的本来面目区别开来，却在否定我们的错误和观点时，实际上连同在这些问题上的马克思主义观点和方法也一起否定了。”(15)“现在还有一些人在否定文艺上的反映论，他们以各种方式，企图证明反映论就是否认作家、艺术家的主观能动性，就是机械的镜子似的模仿生活，”(16)“这不是一个小问题，这是一个关系到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命运，关系到社会主义文艺在中国的命运问题。”(17)陈涌先生的文章一经发表，立刻在海内外引起不同反响，大批评论文章蜂拥而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