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共和国成立已60年了，60年又十分自然地划为两个30年。前30年是以阶级斗争为纲、探索社会主义建设的30年，后30年是改革开放、进行经济建设的30年。改革开放30年来，我国的社会主义政治、文化、经济发生了重大变化。这是一个在解放思想、实事求是、贯彻科学发展观、以人为本的思想指引下，逐渐走进一个物质文明急剧发展、精神文明不断需要提升的时代，这是我们民族走向伟大复兴的时代。 我国文学理论在前30年间曾被当作阶级斗争的风雨表和工具而背弃自身学理，经历了十分艰难的过程。文学理论中偶有新鲜的思想出现，都要被教条主义所扼杀。前30年间，文学理论并非一无所有。从现代的目光看，那些从50年代初直到“文化大革命”被批判的文艺思想中，就不乏闪光的有价值的东西，需要我们给以实事求是地评说。 这后30年，文学理论获得了前所未有的思想活力和学术发展的空间，建设有中国特色的文学理论，已成为我国文学理论界的共识。“有中国特色的当代文学理论新形态，是一种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以现代性的追求为动力，在全球化的语境中充分立足于本土，在现代文论传统的基础上，不断地自我反思与批判，广采博取中外古今思想资料中的有用成分，鉴别创新，形成了一种具有科学的和人文精神的、开放的、动态的、形式复合多样的形态。”① 新时期的文学理论，在解放思想、改革开放的思想指导下，在不同阶段不断提出新问题，讨论新问题，进行理论的探索与建设，大体经历了几个发展阶段，这更是我们自己历史地、完整地、亲身经历过来的。 第一阶段是从1978年到1989年之间，文学理论从拨乱反正走向独立自主阶段。此时文学理论中的各种错误思想特别是“文革”中的独霸一时的错误文艺思想被提了出来，受到激烈的批判。同时中断已久的外国文学理论如饥似渴地被大力介绍过来，促进了文学理论新形态的探索，取得了初步的成绩。第二阶段是从1990年到世纪末之间，不少人经历了几年的冷静反思，同时在文化市场形成中文学创作出现了许多消极因素，从而引发了人文精神讨论与新理性精神的倡导，和在文化研究的输入与大力影响下，努力探讨具有中国特色的文学理论新形态，出现了理论著作多样化的实绩。第三阶段是新世纪开始至今，在全球化语境中，在后现代主义文化思潮传播、文学与文学理论的消亡声中和“文化一体化”的讨论中，我国文学理论加强了本土化也即中国特色的进一步的探讨，继续文学理论多样化的建构。一些学者对30年不同阶段的划分不尽相同，但在观点、内容上比较一致。当然，也有对30年的估计不同而结论殊异，这也十分自然。这个总体过程的各个阶段，各有联系，相互交织，难以截然分开。它们的主要宗旨是，要使文学回归自身，符合自身特征，发展多样化的文学创作；建设有中国特色的文学理论，发展文学理论的多样化形态。 解放思想，首先要解决文学理论中的文学和政治关系问题，恢复文学与文学理论自身的身份，其次是恢复文学的灵魂也即恢复文学的人性与人道主义。这两个问题涉及文学理论的全局。教条主义与极“左”思想剥夺了文学自己的独立身份，使它失去了自身的灵魂，并且在文学理论中谈人色变，迫使文学理论走到“文革”时期的绝路的地步。 文艺和政治关系早在上世纪初的中国文学理论中就已提出，到了“文革”年代，文艺完全被等同于政治，使文艺与文学理论走向了极端荒谬的境地。1978年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大讨论，触动了文学与政治关系的这条主导神经，所以次年年初，就有文艺是“工具论”还是“反映论”、“文艺正名”说等，展开了对文艺从属政治、文艺是阶级斗争的工具的质疑与批判。1980年初，邓小平在《目前的形势和任务》中提出，今后“不继续提文艺从属于政治这样的口号，因为这个口号容易成为对文艺横加干涉的理论根据”。说文艺不从属于政治，“这当然不是说文艺可以脱离政治。文艺是不可能脱离政治的。”②之后提出文艺要为人民服务，要为社会主义服务，则是发展的必然。后来这一问题争论甚多，甚至有人宣称文学和政治无关，走到了另一极端。其实作家写作，可以不涉政治，不写政治，但是创作实践告诉我们，在中国大量作品往往既涉及写作者的政治态度，又涉及被写的内容中的政治生活、政治成分，因为整个生活包括政治在内都进入了文学创作，所以说文艺与政治无关就缺乏根据。有的作家作品中的政治、道德倾向很露，甚至是不健康的、很坏的倾向，可是要求评论只谈谈它的叙事策略，这也是强人所难。由于文艺与政治关系这一问题在马克思主义文艺思想中占有特殊的地位，所以它的理论上的解决，在我国只能通过自上而下的政治机制而得以缓解，后来有学者认为，这是“当时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中国化的重要标志”③是有道理的。 和文学与政治关系具有同等全局性的文学理论中的又一关键问题，则是文学中的人性与人道主义问题，它们关乎文学艺术的灵魂。新时期文学中最早发表的作品，描写的是人性被严重扭曲的现象，那时最早的优秀电影，表现的是由于社会运动导致人性的严重异化。文学呼吁人性、人的价值、人的尊严与人道主义，呼吁人的本性的复归，揭示人与非人的界限。这一讨论在文学理论、批评中是自动发起的，后来哲学方面的学者也不断介入这一问题的讨论。文学与人性、人道主义问题，特别是前者，自上世纪20年代末开始，就引起了争论；40年代毛泽东在《讲话》中对人性论进行了批判，认为现今人性只存在具体的资产阶级的阶级性或无产阶级的阶级性。50年代教条主义的流行，使得描写人性问题成了创作禁区。鉴于文学作品对人的简单化的描写和庸俗化的理解，有的学者提出作家不能把人当作现成的工具来写，而应当作活生生的人来写，于是提出了“文学是人学”的主张。教条主义与极左思潮把人性观念绝对化，给主张文学与人性有着密切关系的学者、作家，戴上了资产阶级人性论的帽子。不分青红皂白地反对人性，而后导致“文革”中出现一批文学、戏剧怪胎绝非偶然。80年代初，在文学与政治关系讨论的推动下，人性、人道主义的讨论就提上了日程，实际上这是为文学招魂的讨论。文学不通人性，不具人道主义品格，也就不成其为文学，人性、人道主义是文学的灵魂。这一讨论使人们认识到人除了阶级性，他还在自身的历史交往、演化中，积累了共同的精神素质、心理、感情、审美意识等共同人性现象，它们是现实人的根本特征和现实关系的组成部分，因此“不存在文学能不能描写共同人性的问题，而是如何认识和描写的问题”④。只是由于后来这一讨论涉及政治异化，又一次出现了政治干预，就被迫停止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