将艺术视为话语分析的对象，意味着这种分析将艺术理解为艺术主体的表达和建构结果，一种目的性活动的结果。因此，对艺术的话语分析关注的不仅仅是作品的材料、构图、形式特征、手法技巧，而是创作主体如何通过作品的物质形态层面的东西传达和建构他对自我和世界的认识、感受和思想的，这种被表达和建构的内容是在何种途径和何种背景中被理解和接受的。 一、艺术是一种话语 话语就是人们在社会互动或文化交际中为达到某个目标而说的话。在话语中，说话者不但表述他对自己、对他人与世界的看法和感受，还通过话语完成了对自己、他人与世界的存在状态和相互关系的确认、评述和思考，建构了与他人、世界的关系。如果我们在此对于“说话”、“话语”、“说话者”等不作单纯语言学意义上的理解，而将目光转向艺术这个对象，就会发现，上述对话语的解说可以完全适用于包括诗歌、小说、绘画、音乐、雕塑、建筑等在内的所有艺术作品。艺术活动是一种表达和建构性活动，艺术也是一种话语。 1.表达与建构。 按照福柯等人的观点，话语不仅能够表达主体对世界的认识和理解，不仅是一种表现世界的主体实践活动，而且能在意义方面说明世界、组成世界、建构世界。如果说一般日常交流中的话语行为通常是一种表达，一种让意义从“不在场”转化为“在场出席”的过程，那么艺术话语的这种转化行为则更具独特性和创造性，它通过话语实践行为创造性地识别和赋予各种微妙纷杂的人类经验以表征和意义，而艺术创造主体则通过艺术话语来建构、描绘和评说他们自己以及他们的世界。 人类文化尤其是西方传统文化中，视觉中心主义长期占据重要位置，它们人为地在人的感觉器官之间设立等级，突出强化视觉的优先地位，结果在艺术领域中，视觉艺术品成为人们最先想到的对象，一看到艺术二字，人们头脑中大致上都会反映出一幅画或一尊雕塑，对于视觉中心主义的讨论我们留待下文。在此不妨先顺着这种惯性化的认识途径，重点从视觉艺术的角度探讨一下艺术话语的表达与建构问题。 视觉艺术从话语行为的层面上看，其任务首先在于表达。以绘画为例，一位名叫朱利安·贝尔的学者在《什么是绘画》一书中指出，就绘画的本质而言，表达是它“最体面的任务”。那么什么是表达，如何理解绘画中的表达呢？贝尔区分了四种意义上的表达：(1)某人正在画一张桌子，他正设法“表达”这张桌子的外观；(2)某人试图用词语向我们描述一张桌子的外观，但听者未必能把握这张桌子的样子；(3)一个人的膝盖撞到桌子时发出痛苦的叫声，他在“表达”此时这张桌子给予他的感觉；(4)一个人在桌子上刻上字，“表达”自己的意图。这些活动都涉及“表达”，但表达的对象处于不同的层级，它可以是一种特性、一种情感、一种意义、一种自我。但这些表达有一个共同之处，那就是把内在的东西转化成为一种外在的东西，通过文字、表情、动作、言词等把一种感觉、一种观点公之于众。在此我们把握住了表达的核心意义：将精神的不可视状态转化成为可视状态①。 表达就是把不能被看见的东西转化成为可以看到的东西，把个人体验的东西转化成众人共同感觉的东西，把情感世界的东西转化为形象世界的东西。这可以看作一切艺术话语运作机制的本性。于是毕加索的一幅立体主义绘画，就表达了观看对象的不同视点和不同角度，这些视点和角度在日常生活经验领域里本不能同时被看到；康定斯基的一幅抽象派绘画就表达了画家情意的波澜和思想的运动，而情感和思想本身是无形的；一座印度辉煌建筑“泰姬陵”也表达了莫卧儿国王沙贾汉对其爱妻阿姬曼·芭奴亡灵的幽思，尽管人死不能复生，但建筑却象征了亡灵的转化与升华。 上述从无到有的转化，像极了基督教义中只肯归于上帝的能力——创造。因此，艺术话语的表达也顺理成章地过渡到了建构。建构的途径同样是思想的外显，情感的抒发，促成一种形象化的转换。这种转换能力有时被视为艺术家的超人技巧。法国自然主义作家龚古尔兄弟曾对他们的同胞，画家弗拉戈纳尔的画作过如下描写：“从他的效果可判断他用着一段没有笔杆的粉笔，大部分地方已经磨平，他在大拇指和食指之间，不停地转动粉笔，既冒险，而又刺激，旋转着并扭曲着；他滚动粉笔覆盖在他的树枝上，在画其树叶的Z字形时它又剖开粉笔。每一不规则的粉笔笔端，他都留下其未成形，用来为他的画作服务：笔端变钝时，他就画得充分与粗犷；笔端变锐时，他就转到细微处，画那些线条和光。”②在龚古尔兄弟丝丝入扣的笔下，弗拉戈纳尔绘画的过程被生动地还原了。其关键之处在于，画家手指的动作和手中的画笔如何似乎在一瞬间变出了树枝和阳光，画中的形象如何一跃而显现于线条纵横的画面上。 视觉艺术话语的表达与建构功能其实可以看作包括文学在内的所有艺术话语之功能的形象化展示。文学语言不同于日常语言和科学语言，它是以构造形象表达情感为主的语言。文学话语也是一种形象化地表达和建构的话语，从这个意义上说，将不可见转化为可见的过程，仍然可以用于对文学话语塑造形象的认识上。以鲁迅先生的《阿Q正传》为例：“阿Q”这个奇怪的不像中国人的名字，其中“Q”的字形在文本层面上就是小说主人公脑袋后面拖着的小辫子的形象转化，而那条小辫子又是阿Q固执愚昧的性格和心理特征的形象化呈现；进一步说，阿Q的固执愚昧又是其“精神胜利法”的内心世界的显现；最后，阿Q的“精神胜利法”则是国人劣根性的形象化显现。在此我们看到，鲁迅先生的铁笔是如何一层层直刺当时社会的政治文化的深髓之处的暗疮的。这里，我们只是从话语转化的角度对阿Q形象进行一个示例性的分析，这一反向的过程正映射出了艺术话语的表达与建构功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