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OI:10.3785/j.issn.1008-942X.2008.09.041 2003年9月24日，爱德华·萨义德(Edward W.Said,1935-2003)在纽约逝世，但他对整个世界的巨大影响并未随之停止。他在文学批评、文化批评及政治实践中所创造的遗产，始终处于被解释、被争论、被利用的状态，尤其是作为其最主要阵地的文学批评。萨义德的文学批评写作多散文化，星罗棋布地散布于其主要著作中，对这些作品进行系统整理是必要的，只有这样，才能最大程度地揭示全貌，避免断章取义或以偏概全。萨义德曾对自己的文学批评作过这样的概括：“对我来说，流亡者的意象是非常重要的……如果你把流亡想成是一种恒久的状态——不管是字面上或知识层面上的意义……‘超越式的无家可归’（‘transcendental homelessness’）——那可以具有一种特殊的知识任务，而我把它和批评连在一起。和流亡与无家可归一样，第三个对我来说很重要的术语就是世俗主义(secularism)——也就是说，在世纪、时间、历史中的世界，而不是在神学的或系统的或‘托马斯式’（‘Thomistic’）高度理论性的世界，”[1]77-78的确，这三个术语归纳出了萨义德作为批判的公共知识分子的一生，而在其文学批评活动领域，“流亡性”和“现世性”作为与之呼应的两个重要关键词，构成了萨义德文学批评的基因。 一、萨义德文学批评的文化基因 两个关键词——“流亡性”与“现世性”，作为文化基因，生成了萨义德的文学批评乃至整个诗学思想体系。“流亡性”是切入点，也是一个令他一生耿耿于怀的话题。流亡对于萨义德的意义，有直接经验层面的，更有隐喻层面的。在经验层面上，作为巴勒斯坦人集体记忆与创伤的被殖民和流离失所的经历，从出生之日起便烙进萨义德的生命，使他感觉自身同现实“永远格格不入”[2]20。青春期的焦虑与深陷于宗主国／殖民地关系当中的敏感紧紧纠结在一起，决定了萨义德之所以成为萨义德。他后来回忆说：“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对我来说不是抽象，而是特殊的经验和生命的形式，具有几乎不堪忍受的具体感。”[3]36身处弱势民族所特有的敏感，占据和影响着他的经验视野。 在隐喻层面上，流亡则转化成了“流亡性”这一概念。“流亡性”作为喻体，与萨义德的知识分子观紧密相连。萨义德认为“知识分子”这个形象应具有如下基本特点：首先，“永远处于不能完全适应的状态，总是觉得仿佛处于当地人居住的亲切、熟悉的世界之外，倾向于避免、甚至厌恶适应和民族利益的虚饰”，“永远无法完全抵达，永远无法与新家或新情境合而为一”[4]48；其次，“倾向于以不乐为荣，因而有一种近似消化不良的不满意，别别扭扭、难以相处，这种心态不但成为思考的方式，而且成为一种新的，也许是暂时的，安身立命的方式”[4]48-49，非但不当左派也不当右派，更不当或调和或骑墙又或试图建立共识的中间派。换言之，“即使对于尝试维持虚悬状态的流亡者，也没有真正的逃脱之道，因为处于两者之间的状态(state of in-betweenness)本身可以成为一个严苛的意识形态立场，一种居所[4]52。 有学者认为，“贯串萨义德学术与政治活动的可以说就是知识分子这个议题”[4]译者序，10，萨义德正是以上述知识分子形象的态度和立场为标杆展开其文学批评活动的。在他看来，这样做的益处有二：首先，“因为流亡者同时以抛在背后的事物以及此时此地的实况这两种方式来看事情，所以有着双重视角(double perspective)，从不以孤立的方式来看事情”[4]54。他正是从双重甚至多重视角出发，演绎出其著名的对位法阅读。作为文学解释与批评工作的主要工具，对位法阅读主要体现为一种全景式的思维方式。这种方式一如萨义德所言：“大多数人主要知道一个文化、一个环境、一个家，流亡者至少知道两个；这个多重视野产生一种觉知：觉知同时并存的面向，而这种觉知——借用音乐的术语来说——是对位的(contrapuntal)。”[5]55再具体到萨义德的文学批评本身则是：“在阅读一篇文字时，读者必须开放性地理解两种可能性：一个是写进文字的东西，另一个是被它的作者排除在外的东西。每件文化作品都是某一刹那的反映。我们必须把它和它引发的各种变化并列起来。”“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扩大我们的阅读，使之包括一度被强行排斥在外的东西。”[6]90-91“对位法阅读必须将两个过程都考虑到：帝国主义的和对它的抵抗。”[6]90萨义德试图以这种方式为其《东方学》中沉默的“他者”代言。 其次，“知识分子流亡的立足点第二个有利之处，就是比较能不只看事物的现状，而能看出前因”[4]54。萨义德以这种历史观意识，把“回顾过去是解释现在的最常见的策略”[6]1引入其文学批评中，来对抗文学研究中存在的“专门化”趋势。他认为：“专门化意味着愈来愈多技术上的形式主义，以及愈来愈少的历史意识（知道在创作文学作品时真正进入其中的真实经验）。专门化意味着昧于建构艺术或知识的原初努力；结果就是无法把知识和艺术视为抉择和决定、献身和联合，而只以冷漠的理论或方法论来看待。”[4]67由此他提出，“必须把一个叙述的结构和它从中汲取支持的思想观念和历史联系起来”[6]91。 萨义德将“流亡性”概括为“总是能离开中央集权的权威，走向边缘”，“不被驯化”。“回应的对象是旅人过客，而不是有权有势者；是暂时的、有风险的事，而不是习以为常的事；是创新、实验，而不是以威权方式所赋予的现状……回应的不是惯常的逻辑，而是大胆无畏；代表着改变、前进，而不是故步自封。”[4]57这对其文学批评的方法体系与整体立场具有重要的生成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