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几年，在西方后现代主义思潮的冲击下，我国文学理论界出现了一股消解文学理论的大合唱，说什么文学理论是“幻觉的蛊惑”，是脱离实际经验的“高空作业”，它试图以几个抽象的概念把以“文学批评的形态来谋求新的存在”，亦即所谓“文学理论批评化”的主张。 这种看法反映了对理论的性质和效用的一种严重的误解和曲解。众所周知，人类的各种知识本来就有经验水平和理论水平两个层次的分别，前者反映的是事物的现象、外部联系；后者反映的是事物的本质、内部联系。两者是互相渗透、互相补充、互为前提、缺一不可的。但由于古希腊哲学从巴门尼德开始就把现象与本质加以二分，这样，就造成了后世西方哲学史上经验论和唯理论两大派别的分歧甚至对立：经验论认为一切知识都来自人的感觉，因而在研究方法上偏重于对经验现象的分析和归纳。它的合理性是坚持了认识论中的唯物主义路线，但是没有看到一切感觉经验都是个别的、偶然的，以一定的条件为转移的。“单凭观察的经验是不能充分证明必然性的”[1]549，它只能是知识的基础和来源，而不能直接成为普遍的知识，亦即真理。所以爱因斯坦说：“一个理论可以用经验来检验，但是并没有从经验建立理论的道路。”[2]40唯理论则刚好相反，它的价值在于指出了认识论中的思想观念和综合、演绎等思维形式的重要性，但由于它把观念看做是“天赋”的、自明的，并对思维的独立性作了片面地强调，认为人们只要凭着理性直观和逻辑推演就能获得知识，从而导致脱离经验，甚至是把“这些规律作为思维的规律强加于自然界和历史的，而不是从它们当中抽引出来。从这里就产生出整个牵强的并且是常常可怕的虚构”[1]486，从而使之陷入封闭而走向唯心主义。这两派之间，由于经验论比较接近常识，似乎更容易为人们所接受。所以自19世纪以来，在经验论的基础上又出现实证主义、实用主义、新实在论、逻辑实证主义、语言分析哲学等等。我国自古以来就是缺少理论思维传统、偏重于经验和实用的国家，加上文学理论研究的对象文学现象和文学活动都是生动、直观的东西，这使得我国的文学理论天生就亲近经验而疏离观念，倾向于直觉、感悟而不擅长分析、推理。每个民族的文化都有自己的长处和局限，都需要通过各民族文化的交流来取长补短、完善自身，这本身是没有什么可以指摘的。但问题在于，在今天，我们有些从事理论工作的人还是完全站在经验论的立场，以说明和描述文学现象为能事，不仅看不到理性派哲学对逻辑范畴和思维形式的研究在推进理论学科的发展方面所作出的积极贡献(这方面后来为黑格尔所继承并推向高峰)，而且不加分析地把一切理论分析和推演都说成是“逻辑主义的胡说八道”来任意加以贬损，这正好暴露了他们自身理论修养的欠缺，表明他们对理论的认识还只是停留在前康德的、亦即18世纪的水平。 按照上述认识，我认为今天我们从事文学研究工作，就应该力求把两个层面统一起来，这是文学理论和文学批评所共同承担的任务。因为文学理论作为理性层面上的知识，尽管它离不开逻辑的推演，但归根到底源于文学实践，通过对文学实践经验的分析、总结、评判提升而来。那种完全没有创作或阅读经验，基于对文学活动和文学作品的感性认识和体会的“蜘蛛织网式”的纯思辨的理论，必然是隔靴抓痒、干枯乏味、缺乏生命活力的。而文学批评尽管是立足于对文学现象的剖析和说明，但又必须要有一定的理论指导，否则就像王国维所说的，无异于“不通哲学而言教育，不通物理、化学而言工学，不通生理学、解剖学而言医学”[3]4。所以那种完全没有理论依据的批评必然是肤浅浮面，甚至是失去批评所起码具有的评判能力的。当然，由于各自的性质和任务的不同，两者之间必然会有所侧重。由于理论层面上的知识是人类对事物本质规律认识的结晶，是以一系列的概念和范畴的形式来反映世界的，它的核心是观念的问题。所以对于理论来说，它只能是作为认识经验现象的思想依据来获得自身存在的价值，求得认识与实践的统一。就这一点而言，康德的批判哲学是在实现经验派与理性派的统一方面作出了卓越贡献的。 批判哲学的认识论无疑是在德国理性派哲学传统的基础上，特别是莱布尼茨“统觉”的思想基础上产生的，它擅长的是综合和演绎。但是又不同于它之前的莱布尼茨—沃尔夫学派为代表的德国理性派哲学，而是力图把理性派哲学与经验派哲学结合起来。它虽然与经验派哲学一样都是把经验当做是知识的唯一基础，但不赞同像经验派那样把经验的知识就看做是真理，而认为要使经验成为真理，还需要有先天的知性概念为依据来对它加以整合。“因为经验本身是需要理智的知识，而理智的规则是必须假定为在对象为我们是现以前先天地在我心中的，它先天地表现在概念里，所以经验的必须是依照概念的，必定与概念符号一致。”[4]243所以卡西尔把这一思想概括为“概念无直观则空，直观无概念则盲”[5]72。只有把这两者统一起来，才能形成科学的完整的知识。这表明认识不只是主观符合客观，而且还必须客观符合主观。由于人们自身的思想观念、思维方式等主观条件的不同，各人所获得的认识也不一样。这就是康德在认识论方面所发起的一场“哥白尼式的革命”，它既克服了经验主义所不可避免导致的感觉论和直观反映论的倾向，又使得理性主义所宣扬的天赋观念克服其封闭性而与经验的知识得以结合，并把理论从纯粹是描述的、说明的或纯粹是逻辑的、思辨的变为反思的、批判的，使人们对于理论的意义和价值有了一种新的认识和理解。理论何以会具有这样一种性质？这就得要从理论的核心——观念说起。观念作为以语言的形式而存在于人们头脑中的人类对于事物性质的一种主观认识，从根本上说自然是对现实反映的成果，但这种反映又并非直线的，是经过主体的评价和选择而形成的，因而又必然带有人们主观理想、愿望和意向的性质。所以对于文学的观念，弗·斯雷格尔认为，“只能规定文学应当是什么”，而不是文学“在过去或现在在现实中是什么”[6]71。“应当”不是一种事实意识，而是一种价值意识。价值意识是一种实践意识，这就使得任何观念，包括文学观念在内，它的性质不仅是认识的，而且也是实践的，它具有通过人的活动使之转化为现实的要求。对此，我们可以分别作以下说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