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政治良知 曾经发生的政治动荡和政治专制所带来的沉重的创伤象梦幻一样缠绕着人们的头脑。这种可怕的政治运动政治风暴造成了十分严重的政治恶果，很大程度上引发和酿成了作家和群众的政治神经的脆弱和麻痹，政治意识的模糊和退化，政治良知和政治责任的消解和隐匿。一种厌恶和漠视政治的非理性和情绪化的心态不可遏制地弥漫开来。然而，政治是具有不同性质的。反对专制的非人的政治，应当是为了追求和守护人民利益的民主的政治。世界尚未进入大同，阳光下面还有罪恶。当南斯拉夫的神圣领土和善良人民遭受到邪恶势力的狂轰滥炸的时候，南斯拉夫的文艺工作者们通过举办音乐会的形式，发出怒吼和呐喊，向侵略势力表示义愤和抗争、声讨和控诉。这不禁使人们想起了难忘的战争岁月，唤起了已经被淡忘了的民族生存危机的历史境况下文艺所负有的政治使命的记忆。即便是和平发展的时代，也往往笼罩着战争的风云，霸权主义者总会伸出侵略的魔爪。强权政治已经成为制造各种灾难、不幸、痛苦和罪恶的渊薮。反对国际范围内的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伸张正义，维护和平，应当成为作家艺术家所必须拥有的政治良知。“铁肩担道义，妙手著文章”。外反霸权，内惩腐败，理应成为作家艺术家评论家和理论家的神圣的历史使命和政治天职。 任何躲避和消解政治的心态和意向都是不明智的。既要反对文艺即政治的观点；更要反对文艺非政治的观点。从性质上说，关键在于是什么样的政治。专制的非人的政治是不好的，而那种人民的、民主的、清朗的、开明的政治正是人民和社会所需要的，关键在于把政治放在什么样的位置上。当代中国的文学艺术首先应当为经济建设服务。一方面要看到政治对经济的从属性和依赖性；另方面也要看到一定条件下政治是经济的集中表现，换言之，政治是以集中的形态表现出来的经济。消解、躲避和排拒政治是不利于政治的进步和经济的发展的；从学理上说，政治是社会、历史和人生乃至审美的思想内涵中的不可或缺的重要内容。“文艺不能脱离政治”，因为文艺有三种形态：存在形态，制度形态，观念形态。这三种形态的政治都是人们无法超越和躲避的。“文艺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包括文艺为人民的政治服务，为社会主义的政治服务，如果文艺不为人民的政治服务，谈不上文艺为人民服务，如果文艺不为社会主义的政治服务同样谈不上文艺为社会主义服务；从传统来说，重视和弘扬社会的政治教化、政治伦理和政治理性是中国重要的优良的人伦传统和人文传统，群众和作家都有历史积淀下来的能得到现实支撑并永远挥之不去的政治伦理的情操和政治伦理情结；从需要来说，政治体制改革已经成为社会进步和历史发展的关键，成为人心所向的社会心理，成为生活和话语中的重要语境。作家艺术家们应当具有政治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自觉地为人民的民主的开明的政治服务，为呼吁和促进政治体制改革和民主体制完善服务。讳谈和躲避政治，一味地宣扬“非功利、纯审美”，这种观点和态度显然是不妥当的。 二、文化操守 包括文艺工作者在内的文化工作者应当既是爱国主义者，又是国际主义者。作为文化方面的爱国主义者，应注重和强调本民族的文化和文论的特殊性和差别性。为此，必须尊重文化和文论的本土性和民族性，维护民族文化和文论的独立性和自主性，反对超级大国文化的绝对性，为世界各民族的文化和文论争得一个公正和平等的地位。这对抵制超级大国的文化殖民主义和文化霸权主义具有积极意义。文化殖民主义和文化霸权主义都从战略上和策略上推行着文化扩张主义和文化侵略主义，企图无孔不入地将所属的意识形态、思想体系和价值观念强加于整个世界，实现“雄霸全球”的文化征服。如果说文化的全球化或文化全球主义旨在宣扬文化的人类相通性和普同性，是不无道理的。马克思恩格斯曾在《共产党宣言》中指出：“各民族的精神产品成了公共财产。民族的片面性和局限性日益成为不可能，于是由许多民族的和地方的文学形成了一种世界的文学”。（《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276页，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由于市场经济的迅猛发展，打破了民族和地域的界限，拉近和缩短了人们之间的距离，文化交流必然经历一个同化和顺化的复杂过程，使民族的狭隘性和局限性逐渐得到克服，同时使民族的精神产品成了公共财产，使民族的文学成了一种世界的文学。马克思恩格斯分明是说，由于世界性联系的强化和深化，民族的片面性得到扬弃，成为世界文学的一个构成部分。既没有排斥和否认各民族文化和文论的存在和发展的权力，又没有主张用一种社会意识形态和文化思想体系去“化全球”和“大一统”。正直和善良的人们要保持足够的警觉，要防止和抵制霸权主义者把全球的一切都“化”到他们那里去。其实，这只能是一种妄想。“全球化”任何时候绝不会“化”掉各民族的渊远流长、千姿百态的文化和文论的特色，相反，正是那些富有民族特色的东西才能使全球的文化和文论变得异彩纷呈。实际上，无论是用“东半球”化“西半球”，还是以“西半球”化“东半球”都是不可能的。 必须辩证地认识和理解文化和文论的“全球化”和“多极化”、文化和文论的“世界性”和“民族性”、文化和文论的“普同性”和“差异性”的相互关系问题。不同民族、国家、地域的文化思想和文论思想既有相渗相融的一面，又有互异互激的一面，简言之，既有互补的一面，也有对峙的一面；既有亲合的一面，又有纷争的一面。因为文化和文论具有普同性和相通性，所以各民族可以互相选择、互相补充，扬长避短；因为文化和文论具有差异性，具有不同质的意识形态和价值观念，必然带来一定的排他性和扩张性，事实上存在着一个同化和被同化、“我化”和被“他化”的问题。任何事物都是对立和统一的矛盾的复杂的集合体。必须有所选择。用“国学”排斥“西学”和“马学”，或以“西学”消解“国学”和“马学”，均不可取。抱着西洋情结的学者唯西学是命，贬抑富有民族特色的本土文化和文论，助长后殖民文化霸权主义和民族虚无主义；具有古道热肠的学者又往往抵御优秀的外域文化和文论遗产，唯我独尊，甚至表现出盲目而又狭隘的民族主义的倾向；民族虚无主义和民族国粹主义，有时又连袂反对马克思主义的文化和文论。应当本着“洋为中用”和“推陈出新”的精神，从理论和实践上努力解决好文化和文论的世界性和民族性的关系、传统性和当代性的关系。为此，既要防止和克服内部的复古主义，锐意创新，又要警惕和抵制外域的以强权政治为支撑的文化霸权主义和文化侵略图谋，在文化和文论的交流和对话中，应当坚持“以我为主”、“为我所需”的原则，应当自觉地处理好对话和选择的关系，从而增强和提高创作和作品的文化本体意义，以达到建设和发展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新文化和马克思主义新文论之目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