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不争的事实是：包括美学、文艺学在内的80年代的人文科学热，已被90年代的社会科学（经济学、社会学、法学、政治学等）热所取代；与此相应，80年代那套普遍主体、自由解放与科学主义的美学文艺学话语也不再像从前那样激动人心。对此，很少有人做认真的学术分析，尤其是反思性分析。我这里所说的“反思”主要吸收了法国社会学家布迪厄的反思社会学理论方法。本文力图从反思的角度表明，80年代美学文艺学话语在90年代的遭际不是从美学文艺学知识生产场域的内部，或通过对80年代美学文艺学具体知识的逻辑关系的梳理即能充分解释的，必须进行深入的反思性检讨。 为了对“反思性”的方法论有一个基本的了解，先介绍一下布迪厄社会科学反思性的基本含义。（注：值得指出的是，布迪厄所谓“社会学”不是指社会科学特殊门类，而是整个社会科学领域，而他的“社会科学”概念也不是在与“人文科学”相对的意义上使用的，而是指所有对于社会文化实践的研究，所以显然包括了通常所说的“人文科学”，或更准确地说，是习惯上所说的社会科学与人文科学的总和。） 一、社会科学的反思性 布迪厄与华康德（I·Wacquant）合著的《反思社会学引论》， 可以视做布迪厄社会科学思想的入门书。在布迪厄看来，反思是一种特殊的思维方式，它首先意味着分析者“将他的分析工具转而针对自身”，即“一种对于作为文化生产者的社会学家的自我分析，以及对一种有关社会的科学之所以可能的社会历史条件的反思”（注：《实践与反思——反思社会学引论》中译本，38页，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想要实现反思性，就要让观察者的位置同样面对批判性分析，尽管这些批判性分析原本是针对手头被建构的对象的。”（注：《实践与反思——反思社会学引论》中译本，44页，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这就是说，反思意味着：用研究者所用的方法来对于研究者本身进行反思——一种类似“自我清理”的工作，包括对知识的生产者对于自己在学术场域与社会空间中的位置的反思。任何知识的生产者在生产一定的知识时，必然受到其在学术场域与社会空间中所处位置的有意或无意的牵制。具有反思精神的社会学家必然有一种清醒的自我意识，一种“反过来针对自身”、“自觉地自我指涉”的能力。他（她）清楚地知道这种以自己为对象的反思性思维是一种自觉的学术研究的必须条件与特定形式，而且也是知识有效增长的必要前提。在这里，社会学家的自我是反思性的关键，因为他（她）既是反思的主体又是反思的对象。 在布迪厄看来，在分析社会学家的自我时，首先必须要勘定他“在学术场域中的成员资格与位置”，因为他（她）的研究（即知识生产工作）必须要受制于这一位置；其次则是对于社会科学知识生产的社会历史条件进行分析。前者要求分析研究者本人（知识的生产者）在知识场域与社会空间中的特定位置；后者则要求打破知识场域与非知识场域的界限，在不同场域的关系中思考知识的生产问题。（注：“场域”是布迪厄社会学的一个重要概念，他曾对这个概念作出多次解释。这些解释既相互联系，又各有侧重。可参阅《实践与反思——反思社会学引论》中译本，135～151页。）从以上与研究者本人相关的因素来看，导致社会科学家的“观注点”模糊不清的是三种偏见。第一种是个体研究者的社会出身与社会标志（如阶级、种族、性别等）。这是一种比较明显的偏见，因而也比较容易通过研究者之间的相互批评与自我批评加以克服；第二种是研究者在学术场域中的位置。（注：依据华康德的解释，“学术场域”是“在一个既定时刻向分析者提供的可能的学术位置的客观空间”，它是与更广泛的社会结构相对的“小世界”。）这个位置的重要性在于“社会学家的视角像其他所有文化生产者一样，总是在某方面归因于他们在一个场域中的处境，在这个场域里，学者通过他与其他某些对手之间的差异与距离，在某种程度上是以关系的方式来确定自己。”（注：《实践与反思》，42页。）就是说，一个特定的研究者在一个特定的学术场域中总是处于特定的位置（特定的知名度、资格、资历等）并与别人处于竞争性的关系中；第三种偏见是“唯智主义”的偏见，这种偏见“诱使我们把世界看作一个旁观的场景，一系列有待解释的意指符号，而不是有待实践解决的具体问题。”（注：《实践与反思》，42页。）这是一种以理论逻辑取代、化约或消解实践逻辑的偏见，一种“深深地嵌入我们对世界的思考的事实中的预设”，“这些预设认为要思考某一行动我们就要从世界和世界中的行动中隐退出来。”这种偏见之所以特别可怕，就是在于它否定研究者与研究对象、研究者与他身处的现实世界（包括各种利益）、理论与实践之间的无法摆脱的勾连性。（注：正因为这样，布迪厄对曼海姆的“自由漂流的知识分子”理论提出了尖锐的批评，参见《实践与反思》157页等处。）在这里， 表现出布迪厄对于这些宏大理论、元理论的怀疑，因为正是这些理论被用作思想与知识生产的不加反思的自明前设与先在范畴，遮蔽了知识生产与其他社会场域的深刻关联。而布迪厄的反思性概念正是要求对那些“思想的未被思考的范畴”进行系统的探索，后者常常像“集体性科学无意识”一样支配着人们的思考，实际上成了观念与思想生产的“母机”：有什么样的前设就有什么样的思想与知识被生产出来（比如我国的大量文学史知识就是在相同的理论前设中生产出来的，所以它们都存在着“家族相似性”）。由于这种前设遍布学术场域，被研究者集体接受，并且得到学术体制与学术组织（它们同时深刻地体现在客观机制与主观心智机制中）的合法性支持，所以对于它的反思也就必然延及整个学术场域与学术体制，从而这种反思必然也是一种集体性的反思，并且反思的有效进行还必须得到体制的支持（即反思性本身被制度化与合法化）。破除集体无意识偏见比之于破除个体无意识偏见更为重要、也更为艰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