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为什么想起写《否定本体论》这样的书，她产生的文化背景和现实动因是什么？“超越中西方现有理论”的必要性在哪里？ 20世纪新文化运动的一个基本内容是：中国传统价值解体，知识分子寻求新的价值依托。从严复和王国维开始，西方各种人文思潮都曾经作为这种依托。但知识分子内部，为什么会产生鲁迅式的绝望，以及茅盾们希望后的幻灭？西方各种价值体系资源已够丰富，为什么今天在中国还会弄出个人文精神危机出来，我想这与文化的不可移植有关，也与中西融汇，不能融出个新文化有关。文化是一种价值结构，在中国主要表现为儒道释循环。这个结构不改变，佛学也好，西学也好，也许能作为思想材料渗进中国土壤，但还是被中国文化结构统摄了，而不是融汇。由于中西方价值体系不同，融汇在一起，只能是文化的碎片，不成形。我想，鲁迅当年的绝望，就至少包含着对西学论和中西文化融汇论的深刻怀疑。于是，近年兴起的国学热、儒学热，才成为上述之路走不通之后，知识分子对传统价值立场的回归和守望。但由于回归与变化着的现实反差过大，所以始终形成不了“势”，而是只能成为文化碎片的一部分。也因为此，我们对中西方既定的价值思想，才必须保持“双重反思”的立场，把中国的激进主义和保守主义，看作是只能在既定的价值体系内部徘徊，在同一层次上挣扎的现象。这样一来，我们就站到了不同于传统文化结构，也不同于西方文化结构的“新的文化立场”之上。80年代末期我是这样看待文化问题的，因此90年代初动笔写《否定本体论》这部书，试图在知识层面上反思中西方“否定哲学”的问题，就是很自然的了。 另一方面，当代社会已开始进入市场经济时代，市场一方面激发起从未被中西方既有理论首肯过的“物欲”，另一方面，它确实对以往全部历史以“价值中心”为演进形态的文化，具有很大的解构性。知识分子在从“五四”到80年代这段时期，用西方人文思想对现实说话，因为社会有一个渴望中心的价值场，所以是有效的，可称之为启蒙。但是当这个价值场今天已被“物”所占据，而过去几乎所有的价值体系均是“贬物”的，随着“钱就是意义”、“物欲是否就是低档次的”这些问题的提出，巴尔扎克开辟的那种对拜金主义批判的人文话语，至少有个当代性反思的问题。在我看来，“拜物”正是过去“贬物”的结果，“物欲”属于人的本能层面，只能调节引导而不能贬抑、抹杀，“物欲”之所以能走到台前，只能表明我们过去一套人文话语的局限性和脆弱。“拜物”背后确实有个精神危机的问题。但要建立什么精神，精神和物质之间应是怎样的关系，这至少是现实提出的新的理论课题。因此对我来说，反思我们过去的一套批判和否定的话语，探讨当代文化转型需要什么样的“否定和批判”，就成为我审视而不是认同现实、理解而不是简单批判现实的契机。 另外我想说明一点的是，中国传统文化的衰落以及当代文化的建立，是一种积累过程。一种理论话语何以成为可能，同样应做如是观。这意味着，《否定本体论》仅仅是一个开始，中国学者建立自己的理论，应做较长时期的心理准备。 可能有些学者还不太了解，什么是本体化的“否定”，这种“否定”论与我们所熟知的否定观念有何区别？其用意何在？ 《否定本体论》不是将“本体”否定了，而是对“否定”做本体建设。但这个“本体”不是万事万物起源意义上的古代本体，也不是笛卡尔那种作为主体认识功能的近代本体，甚至也区别于海德格尔的“此在”之“在”（可能）的涵盖面极宽的生存本体。简单地说，“否定本体论”是研究人的多种活动和行为“支点”的价值本体。这样一种本体可能已不是西方哲学史上曾经有过的本体，但确实是由当下中西方已迷失价值方位的社会现实所提出的一种本体论建设需求——本体论就像哲学一样，有文化的差异，也有时代的差异。 本体化的否定与中西方既有的否定哲学均有所区别，但归纳起来，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首先，本体化的“否定”是人特有的文化现象，不同于人之前和人之外万事万物的运动变化。或者说，万事万物再怎么变化，再怎么“否定”，依然改变不了其自然属性。山川大海，动物植物，迁移分裂，新陈代谢，永远的改变不了其循环的自然性。而本体化的否定却使人在否定自然中诞生了一个不同于自然的文化世界，本体化的“否定”因此意味着：人可以在这种否定中产生一个在性质上不同的结果。人作为一个文化性结果，就是这种否定的产物，而人之外的万事万物，均没有这种否定功能。这种本体化的否定是人成为人的逻辑起点，也应该成为对人的各种生存活动的价值限定——人可以有追求物欲享乐的自由，可以有认同与模仿他人的权利，但就是不能缺少这种本体性否定。——“否定”可以是文化的，可以是思想的，可以是体制的，当然也可以是艺术的（作品）、生活的（审美体验），并由此和人的自然性矛盾运动（利益冲突、生老病死）区别开来。地球上之所以有东西文化之差异，西方历史之所以经历由古希腊、中世纪、人文主义这些不同思想统摄的阶段，伟大的作家之所以自成一个独特的艺术世界，缘由概在于这种“否定”的功用。 其次，由于本体化的“否定”强调“诞生一个新的文化结果”，这就自然不同于西方现代生命哲学、阿多诺的“否定的辩证法”、以及黑格尔式的“否定中包含肯定”。就前二者说来，生命哲学和阿多诺的“否定”，解放了人的本能、原欲和对原则、秩序的绝对的反抗意识，但由生命意志支撑的活力不一定会导向创造，反而可能消解创造性。原因在于生命意志本身属于自然运动，无序、循环、重复是其重要特点。否定一切原则和秩序在反对“价值中心主义”这一点上是有意义的，但这不等于每个人就不再需要个人化的原则来支撑自己的活动、限定自己的行为，也不等于中西方文化从此不再可能建立新的意义结构。否则，绝对的否定性必然与破坏及无聊、空虚的感受相伴随。因此准确地说，可怕的不是原则和秩序，而是既有的原则和秩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