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I054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4－2338(2014)02－0031－18 一 后形而上学小说观 无可讳言，本文的论题属于老生常谈。之所以要旧话重提，主要是与科学总是不断追求标新立异不同，人文艺术领域各学科的发展呈现出相反状态，往往需要通过将一些基本问题不断重新提上议事日程，来实现继往开来的目的。歌德说过：凡是值得思考的事情无不是已被人们思考过的，我们所能做的，仅仅只是重新加以思考而已。[1](P.3)英国小说家毛姆同样也写道：我兜了一大圈，发现的仍然是人人都熟知的东西。[2](P.71)当然事情还不这样简单。关于“小说观”的问题，换句话说，也就是关于“小说究竟是什么”的本体论研究，焦点在于小说的“身份确认”。用毛姆的话讲：小说到底是不是一种艺术形式，它的目的是教育还是愉悦？[3](P.7)这是一个似乎已无人在意却并未彻底澄清的问题。认为“诗是自然的孩子，而成熟的小说则是失去天真的现代文化的产儿”[4](P.15)这样的观点，迄今仍反映着相当多的“文化人”对小说隐含一种轻蔑的立场。由此来看，尽管小说在今天已十分普及，但对于其艺术价值的理解仍显得见仁见智。 这使关于“小说”的“本体论”讨论有必要重新提出，而问题的症结则在于，这种讨论的可能性是否存在。在经过了所谓“一切皆可，怎样都行”的“后现代思想”如飓风般扫荡之后，这个话题在当代学界不仅显得“老旧”，而且其作为学术讨论的合法性似乎都已受到怀疑。换言之，为了重审“小说观”，首先必须为“本体论”正名。 作为哲学领域中的核心概念，人们对“本体论”(Ontology)一词并不陌生。通常认为，该词最初由17世纪的德国经院学者郭克兰纽(Goclenius,1547－1628)提出。源出希腊文，在希腊哲学史上，对它的研究始于以泰勒斯(约公元前624—前547)为代表的“米利都学派”。泰勒斯致力于探索构成宇宙最基本元素的“本原”(始基)。在他看来，我们生存的这个世界的一切存有者皆可回溯到一个共同的最初原理，即形成万象世界的共同的本原特质。但由于泰勒斯把这个宇宙本原归之于水，因而具有不确定性。这使得其“本原研究”存在逻辑缺陷。但无论如何，这项研究开启了本体论思考的源头。经过了毕达哥拉斯学派的思想接力，直到“埃里亚学派”的巴门尼德这里，这项研究才获得了根本性的推进。 巴门尼德的贡献在于，他将本体论明确界定为关于“存在”(being)的讨论，并提出了两个影响深远的观点。第一即“存有为唯一”说，强调对“存在”之“本原”的研究也就是对“是”本身的探讨，这就否定了无的存在。换句话说，“存有不可能不存在，非有不可能存在”。第二即“思想与存在不二”说，这意味着严格区分“经验观察”和“理性认识”。前者提供给我们的是日常经验以及它所呈现的变动不居的世界的表象，只有后者提供的才是这个表象世界后面永恒不变的东西。[5](P.33)正是这个东西奠定了世界万有的存在之存在。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巴门尼德被称为“哲学中本体论传统的创始人”[6](P.96)。也正是从这里，我们可以发现以两位哲学伟人分别为代表的两个重要的哲学思想的渊源：柏拉图的“现象可见不可知，理念可知不可见”思想，和亚里士多德强调“事物的本质存在于其自身之中”的西方思想史上的“形而上学”。 亚里士多德将他的《形而上学》这部著作所关心的问题称为“第一哲学”，其基本内容概括地讲，即探究万物的普遍本质的“是之为是的科学”，其目标意在超越柏拉图主义中“理念与实在”的二元论分离。由此来看，形而上学的基本命题就是对“存在是什么”的追究。其中蕴涵着两方面的内涵：关于“是”的确定意味着“本体论”的探讨，关于“什么”的思考属于“认识论”的范畴。这就意味着，形而上学其实包含着本体论和认识论两大部分。一方面，认识论必然是本体论的，一切认识论都必然具有本体论性质：关于“什么”的阐释针对着“是”。但另一方面，这种“离开本体论的认识论之不可能性”[7](P.100)恰恰也是对其反命题的强调，意味着离开认识论的本体论同样不可能：“是”有赖于对“什么”的阐释。但由于“是之论”具有优先性(“什么”乃围绕“是”的问题展开)，因而使得人们在使用这个概念时，往往出现把“本体论”与“形而上学”相提并论的现象，有意无意地“忽略”了认识论在形而上学中的重要性。唯其如此，许多时候，“形而上学”的通俗化表述，也就被理解为关于事物的“本体论”研究。 曾在上世纪初呼风唤雨的逻辑实证主义，将形而上学视为“哲学的胡说”，判定它作出的论断属于“认识论上的无意义”。自此以后，这门在西方哲学史上最古老的学科连带着“本体论”一词，在哲学行业里越来越显得声名狼藉。事情起因于现代哲学对所谓“本质主义”(essentialism)的批判。这个概念最初由英国学者卡尔·波普尔提出，它指的是这样一种观点，认为“纯粹知识或‘科学’的任务是去发现和描述事物的真正本性，即隐藏在它们背后的那个实在或本质”。[8](P.66)波普尔认为，“本质主义”的根源在于柏拉图主义，它在对事物作出“现象”与“本质”的二元论区分的基础上，将确定“事物之永恒不变的本质”也即“理念”作为形而上学的目标。“形而上学”因此也就被打上“本质主义”的烙印。在波普尔看来，它应该随着柏拉图主义一起被从哲学界驱逐出去。但康德却表示，虽然传统形而上学对哲学造成了巨大伤害，但这不应成为我们从哲学世界放逐形而上学的理由。他相信，哲学家们“迟早都要回到形而上学那里去，就像要回到同他们吵过架的爱人那里去一样”。因为一般说来，“如果对一个人的哲学思想穷根究底，最终可以把它归结为一系列基本的形而上学问题”。[9](P.2) 这个观点得到了曾对柏拉图主义进行过反思性批判的海德格尔的赞同，他提出：现代思想需要克服形而上学的缺点，但“克服既不是一种摧毁，也不只是一种对形而上学的否定。想摧毁和否定形而上学，乃是一种幼稚的僭妄要求，是对历史的贬低”。[10](P.91)海德格尔不仅明确肯定“只要人生存，哲学活动就会以一定方式发生”，并且进一步强调：“只消我们生存，我们就总是已经处于形而上学之中的”，因为“哲学就是把形而上学带动起来，在形而上学中哲学才尽性，并尽其明确的任务”。[11]海德格尔的这种“诗化”表述风格，具有一种云遮雾罩的色彩，虽然对广大哲学爱好者们具有一种催眠性的魅力，但往往给准确理解造成麻烦。其实哲学之所以为哲学，就在于它能提供我们超越表象洞察实质的思辨力和人生的理解力。就像法国著名学者马利坦所说：任何对关于事物本质与本性的思考的摧毁与取消，这种做法只是“显示了智慧的彻底失败”。[12](P.20)比如在日常生活里，我们或许能够听到诸如“烹调哲学”、“美容哲学”、“篮球哲学”、“健身哲学”等说法，但不会有谁去认真对待这些言论。因为我们明白，诸如此类的说法只是“说法”而已，不能与“艺术哲学”、“教育哲学”、“历史哲学”、“政治哲学”等相提并论。前一类只是应用性表示，而后一类意味着对事物的深度思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