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0年，在墨西哥诗人奥克塔维奥·帕斯获悉自己成为该年度诺贝尔文学奖金得主这一消息的时候，他正在纽约访问，并正在接受一名记者的采访。记者安赫利卡·阿维列拉女士问道：“几分钟前，你曾建议美国总统乔治·布什多读点诗。那么，你建议墨西哥总统做什么呢？”帕斯毫不犹豫地答道：“也是读诗。”这是一个诗人对政治家的建议。在旁人听来也许会觉得有些好笑。这是一个乖僻的、书生气的建议吗？是一个过分的要求吗？政治家真的需要读诗吗？对于一位政治家来说，读诗又有何益？ 实际上，对于国家政治而言，诗即使不像柏拉图所认为的那样，是一种有害于城邦的谎言，也可以说是一种华美但却无关紧要的装饰品，除非那些政治家们打算用这些华彩言辞来诱骗公众。诗，既不能使经济增长，也不能使国民所得有所增加，又无助于国际贸易的发展，甚至，也从没有过谁依靠一首诗来征服敌国或消弭国与国之间的纷争。对于一位务实的政治家来说，诗，并非政务的急需。而政治首脑应该有更多重大的有意义的事情等着他去做：国家行政事务、国际外交、社会发展计划，等等。另一方面，对于日常生活而言，诗歌更可以说是一件没有什么用处的东西。不用说是政治家，就是对任何一位平民而言，读诗也决不会比一场球赛，甚至是一条股市行情来得更为重要。既然如此，那为什么一定要求人们在诗歌这种无关紧要的东西上面浪费宝贵的时间呢？作为诗人的帕斯应该很清楚这一点。然而，帕斯却似乎丝毫不以为忤。如果不是因为他在几年之后去世了的话，我想，他大概还会固执地向任何一个国家的政治首脑提出同样的建议。我不知道布什是否接受了帕斯的建议，在打完了海湾战争之后也去读上几行诗。这并不重要。事实上，诗人帕斯是在这里向所有的人发出呼吁，希望诗歌（以及文学，乃至整个人文性的写作）能够进入他们的阅读空间。 在帕斯看来，文学至少是一种有益于社会的事情，不仅如此，它甚至是一个社会保证其健康的文化精神的必不可少的事物。如果我们把社会看作是由那些有情感、有心灵的人所组成的共同体而不只是一堆经济、政治事务的话，那么，就会同意帕斯的说法。然而问题在于，不是写作行为本身直接介入了公共事务。写作对现实的影响，乃是在写作行为已然完成之后。而写作本身并没有多少公共性可言。 写作，尤其是文学性的写作，首先是一件发生在私领域内的事情。许多类型的文化活动，比如，文艺表演、文化教育，以及诸如演说之类的政治性的言论活动，具有较强的公共性。这一类文化活动往往需要在公开场合展开，并需要与公众之间有较为密切的互动关系，它直接介入公共领域，并对公共事务产生重大影响。而写作则不同。一般而言，写作不具有在公共领域里公开展示的功能。当人们面对一个书写文本（比如，文学作品、学术著作等）的时候，所见到的是一个已然完成的作品。写作是写作者在孤独状态下完成的动作。 与写作行为的孤独性相一致，书写作品的文本内部也是一个相对孤独的空间。一个作品一旦完成，即有着相对稳定的形态，而且要求作品有一种内在的自足和自我完善的特性。文学作品遵循其美学上的完满性，学术作品则遵循其逻辑上的完满性。这种相对独立、自足的完满性，并不会轻易随外部环境和舆论力量而变化。 还有一重孤独性来自阅读方面。文学的阅读空间也是相对孤独的和自足的。尽管文学会被拿到公共场合下，为众人所分享，尤其是在某些特殊的情形下，文学还会表现为公众情绪的原动力和催化剂，比如，在政治运动中，诗歌会在广场上朗诵，并激发起众多听众的情绪。但这都是文学的非常状态。在现代传播的语境下，作为印刷符号的文学文本，提供给读者的是单个作家的个人的话语。在通常的阅读状态下，读者与作者，是两个孤独的个体之间的互相打量、注视、倾听和理解。 在文本的私密领域内，文本拥有其自足性，但它并非一个自闭的空间。通过传播和公众的阅读行为，文学的话语空间向公共领域敞开。文学在其内部空间，模拟公民社会的状态。在文学的空间里有激情，有忧伤，有美好的事物，也有人间邪恶（被批判的邪恶）。帕斯在访谈中继续说道：“不只是政治家们应该读诗，社会学家和所谓的政治科学（这里存在着一个术语上的矛盾，因为我认为政治的艺术性比科学的艺术性更强）专家们也需要了解诗歌，因为他们总是谈论结构、经济实力、思想的力量和社会阶级的重要性，却很少谈论人的内心。而人是比经济形式和精神形式更复杂的存在。人是有七情六欲的人；人要恋爱，要死亡，有恐惧，有仇恨，有朋友。这整个有感情的世界都出现在文学中，并以综合的方式出现在诗歌中。”① 从帕斯的表达中可以看出，他将文学写作看作是对社会的精神空间的一种虚拟，而且是那些其他文化形态不可替代的部分的综合呈现。各种各样的人物在文本空间里相互交往、对话、冲突，通过阅读文学，人们在陌生的事物和人群之间寻找理解。人们习得甄别合理的不合理的事物的能力，并最终在阅读终结的时刻，反思现实世界的缺陷。如果可能的话，并加以改良。 文学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公共舆论，也不提供舆情参照，但文学可以反应单一个体对舆情的情绪和态度。从这个意义上说，文学又是一种特殊的舆情。但从文学的生产方式上看，与公共舆情有着根本的差别。文学首先是一个个体的创造活动。首先是以每一个单独的个体的自我充实和自我完善为基础的。公民有权选择介入或者是疏离公共事务。作为一名有较强文化能力和话语权力的公民，作家和知识分子在公共领域的言论影响力显然要大于普通公民，因而，他们在公共事务中承担的义务和责任，也相对要多一些。但这并非文学写作的根本。作家往往会选择远离一般意义上的公共性，来建立自己与公共事务之间的必要的距离，摆脱现实利害关系的制约，以保证作家对现实公共事务的独立评判和批判立场。人文学术也有同样的特征。倘若文学自身尚未获得自主的意识，其现实“介入”不可避免地沦落为一种舆论，成为某一社会阶层（有权势的或无权势的）的代言工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