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G40-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2273(2009)04-0033-04 传统教育史学强调要在搜集史料上下工夫，似乎不穷尽史料就不能有发言权。而笔者认为，史料无论多么丰富，它本身却并不构成真正完备的教育史知识。史料并不是史学，单单史实本身不可能自发地或自动地形成教育史学，最后赋予史料以生命的或者使史料成为教育史学的，是要靠教育史家的思想。任何一种教育史叙述或解说，不可避免地是根据某种哲学的前提假设出发的。笔者此前曾撰文《教育史研究的前提假设及其意义》[1]，主要以美国教育史学为例来说明教育史研究的前提假设及其意义，本文则从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的视角探讨教育史研究的前提假设问题。 我国实行改革开放已经30年。从“文革”结束到20世纪末，我国史学有了很大发展。就史学思潮而言，唯物史观的影响在下降，多种思潮竞争，史学思潮的多元化逐步形成。但近年来情况有所变化，2005年下半年第12届全国史学理论研讨会重新强调坚持历史研究的马克思主义方向，认为在当代中国必须坚持和巩固唯物史观在历史研究领域的指导地位，要自觉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要努力掌握马克思主义活的灵魂。一些学者指出，马克思对历史学的贡献不仅在唯物史观本身，在传承马克思的史学遗产过程中，不仅要重视其历史理论即唯物史观，也要开展马克思史学理论研究，要注重挖掘作为历史学家的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等人在史学理论上的贡献。[2] 我国教育史学界老前辈们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功底都较为深厚，这反映在他们为我们留下的许多珍贵作品之中。我们不仅要坚持这个理论方向，更需要研究在新时期如何更好地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对教育史研究的理论指导作用，并自觉地将其作为我们从事教育史研究的前提假设。 一、教育史研究的前提假设及其意义 对任何学科来说，理论和事实都是不可或缺的，是相辅相成的。如果说以往的历史理论家大多不够重视史实，那么同样可以说，以往的实践历史学家就更加忽视自己的理论思维有不断进行自我反思与自我批判的必要。在笔者看来，教育史学不经过一番哲学的锤炼，就不配称教育史学。这一点对于专业的教育史家的实践具有特别的重要性，因为大多数专业教育史家几乎从来都不习惯于反思历史的性质是什么，以及教育史研究的性质是什么。由于不去思考自己工作的性质，就径直着手进行工作，难免有陷入盲目性的危险。 有两种历史。一种是人类过去生活的实在过程。如果你是一个哲学家，或许会称它为“历史的本体”；另一种是历史学家根据过去的各种材料用文字写下来的历史，它体现了人类对自己过去生活的一种认识上的努力。用哲学的语言来说，是“历史的认识”。这样，“历史”的概念就具有了双重含义。关于“历史”有各种不同层次的内容。首先是那个一去不复返的过去本身；接着是根据史料对过去进行叙述和解释的历史学；再往上是对历史总体做出总结以探明历史意义的历史哲学；最后，是对历史学本身进行反省和思考的历史哲学。康德认为，在哲学上不首先去探讨认识的能力和性质，就径直着手去认识世界的本质，那就好像是飞鸟要超过自己的影子，是一桩完全不可能的事。在历史学中不首先认识历史认识的能力与性质就要去奢谈历史的本质或规律，也正像是飞鸟要超过自己的影子，是一桩完全不可能的事。于是，对历史性质的研究，就转化为对历史学家进行历史思维的性质的研究、对历史学家进行历史解说的性质的研究。无论如何，立足点从追求客观意义上的历史规律转移到探讨主观历史知识的性质上面来，这可以说是表现出历史思想与史学理论的一幕重点转移。 当代西方的历史哲学之采取分析的历史哲学方向。如果说，19世纪西方史学思想的主流是朝兰克式的“客观如实”的方向前进，那么当代史学思想的主潮就是朝反兰克方向前进的。历史思维与历史认识的性质，取代了历史事实与过程的性质，而成为历史哲学中的热门题材。旧的意义上的“史观”已日益让位给“史学观”。这一点乃是西方当代历史哲学中无可争论的事实，即史学理论的立足点从客观转移到主体上来。过去历史哲学着眼于历史的客体本身，现在则转到了主体如何认识历史客体的问题上来。 自然科学以其直接面对着的自然现象为研究对象。历史科学不可能直接面对已经成为了过去的历史事实，它直接面对着的只能是历史文献。以往人们强调要在搜集资料上下工夫。似乎不穷尽史料就不能有发言权。历史研究当然要搜集材料。然而史料无论多么丰富，它本身却并不构成真正完备的历史知识。最后赋予史料以生命的或者使史料成为史学的，是要靠历史学家的思想。历史学或历史著作绝不仅仅是一份日志或一篇流水账，它在朴素的史实之外，还要注入史学家的思想。因此，对于同样的史料或史实，不同的史家就可以有而且必然有不同的理解。史家不可能没有自己的好恶和看法，而这却并非是由史料之中可以现成得出来的，相反地它们乃是研究史料的前提假设。[3]在这种意义上，史料并不是史学，单单史实本身不可能自发地或自动地形成为史学。史实作为数据乃是给定的、不变的，但是对历史的理解，或说史学家对史实的构图却是根据每个人的不同思想而呈现为多种多样。任何一种历史叙述或解说，不可避免地是根据某种哲学的前提假设出发的。历史学家理解历史或者历史学家写史，总是在某种思想的指导下进行的；如果没有某种指导思想，那就只会剩下一堆干枯的、没有生命的支离破碎的零乱史实，而没有史学可言。史实并不就是史学，它只是史学的原料。历史学必须有其先行的道德的和形而上学的前提假设，历史学的客观性必须而且必然要受到这些前提假设的制约。历史学家的价值观念在左右着历史学家的历史图像的形成，乃是历史研究的前提，而并非历史研究的结论。这也就是对同一件史实之所以有着许多不同解释的原因。 二、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的重要性 史学界目前大致已达成共识：狭义的史学理论是指对历史学本身和与其有关的各种问题的研究。在改革开放之前，我国对历史学理论的研究较为薄弱，比较多的是对历史过程理论问题的研究，而对于与历史学有关的理论问题包括历史认识论、史学方法论、史学新领域和新流派、跨学科和跨文化史学研究、历史写作理论等都研究得较少。这表明我国史学与国际史学发展的脱节和隔阂。[4][5]早在20世纪初，西方史学出现了从传统实证史学向跨学科的新史学的转变，出现了研究历史认识论的潮流。西方历史哲学逐步从思辨的历史哲学转向了分析与批判的历史哲学。[6]前苏联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史学界也提出了研究史学方法论和历史认识论的问题，在采用计量史学和历史人类学方面取得不少成果。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史学理论研究坚持改革开放。1980年，中国史学会获准第一次组团参加了在罗马尼亚布加勒斯特举行的国家历史学大会。近年来，史学理论界继续主张在史学理论研究中坚持改革开放的原则，但强调要坚持正确的指导思想，那就是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以防止和克服来自极“左”的和极右的干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