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G4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5035(2009)04-0067-08 进入新世纪，教育研究领域出现了一场具有鲜明反思和批判特色的学术讨论。这场影响广泛、尚在持续进行中的学术讨论，质疑尖锐、反思深入，为历史新时期乃至建国后教育研究史所仅见。它体现了当代教育学学者们真诚的学术良知和严肃的学术责任感，也进一步催生了教育学界具有使命意识的更深入反思。 纵观几年来的评论文章，有感于当前教育研究和实验的学术生态，笔者以为教育研究中所暴露的某些问题的严重性，已经动摇了某些所谓教育研究的学术合法性，甚至动摇了本来历史不长、根基欠深的教育学自身的学术地位。从这样的意义上看，言之为源于积弊的教育研究的学术合法性危机，并不为过；而基于对中国教育学未来的关切，我们自然不能不严肃正视之。 一、教育研究中的学术合法性危机及其表现 所谓教育研究中的学术合法性危机，是指由教育研究中长期积弊而导致的对学术思想原创性、学术成果有效性、学术运作规范性之质疑所引发的学术信度和效度问题，其实质是由于违背基本学术法理而导致的教育研究的学术信仰问题。在学术法庭上，最高的法理是基于学术创造志趣和学术创新准则的合价值性、合规律性，否则，就难于避免学术合法性危机的出现。而认真审视教育研究的现状，虽然其中不乏具有真实思想、自身话语和一己追求的独立自主的“真研究”（包括教育理论研究和教育实践研究），但令人忧思的是，贫乏空洞、简单复制、缺少自我灵魂主宰的学术赝品也同时充斥教育学界，故有严肃自重的学者痛斥：“环顾当今中国教育学界”，“哗众取宠、自作多情”的“所谓‘教育思想’何其多也！”[1] 教育研究中的学术合法性危机，具体表现在下述若干方面。第一，批判力丧失。教育研究与其他任何人文社会科学学科的研究一样，贵在研究者坚定秉持一种以我为主、有所思考、有所取舍的批判力。可是，无论是引进西方教育思想，还是宣释主流教育观点（尤其表现在前者），不少研究者是缺乏基本的判断意识和抉择能力的，往往不能用科学、理性的筛子去仔细淘洗。置于西方文化背景和西方教育现实上的种种学说，未必能放之四海而皆准，未必同时是包治东方教育病的万能良药。从尊奉西学为“经”到丧失母文化之本、再到遗忘酿造东方教育新学，这是长期以来教育研究过程中学术衰微的轨迹。在一些学院派的所谓研究中，我们更多看到的是盲目的思想依附和简单的观念移植。因此，有学者调侃此类教育研究是对外来思想的虔诚“寻找”而不是别具只眼的发现和发现之后独具匠心的再造。[1]当教育研究领域内此类“思想拣拾者”批量产生时，质疑学术研究合法性的声音自然不绝于耳。第二，解释力走弱。本真意义上的教育研究，必须深切关注本土纷纭的教育现实，而且要密切跟踪变迁中的新教育形态，从中提炼出来的判断和结论才具有对教育实践真正深刻的解释力和说服力、甚至对教育变革的走势发生价值导向功能。而满足于西方中心主义的标签式“研究”，或者止于对教育主流政策平面化复述的“研究”，当然不会对斑驳陆离、变幻神速的当代中国教育现实具有基本的解释力——甚至不具有这种解释力的起码资格。教育学是一门将自身价值指向教育实践的学科，其理论品格是在实践中获得提炼并升华、更能对今天和明天之教育实践产生切实的价值引导的，否则必然在对教育现实的疏离和“外在”中迷失自身而沦为仅供学院派把玩的“玄学”。久之，伴随着教育研究对现实解释力走弱的将是其学术生命力的逐渐丧失乃至消亡。第三，表达力衰微。既然研究者肩膀上扛的不是自己的脑袋，那么，其唇吻间发出的自然不会是自己的话语，不是沾着自己生命血性和智慧汁液的独特话语。特定的文化背景和特殊的思维语境，决定着独特的话语系统。具有自身特定文化内核的教育理论话语，显然难以完全“套用”于生成于异质文化的教育现实。这样，“外在”于本土教育现实的研究者势必无法摆脱话语表达的困窘：言说者往往未必清楚“谁”在言说。在话语的游戏中消磨生命的才情，在文字的拼接中迷失自己的思想，这种无我的话语复制泛滥到一定的程度，反使个性化的表达显得“另类”、显得“孤僻”，最终可能淹没具有坚定追求者的智慧。正如有的批评者所指出的那样：“更令人悲哀的是，这种写作与措辞风格或姑且称之为表达范式，却成了教育理论专业水平和学术规范的尺度，以至于非此主流的言说和表达往往被认定为‘肤浅’或‘非专业’。”[2]第四，创造力贫困。这是上述诸多危机表征的必然后果。纵观1901年王国维先生引进赫尔巴特“传统教育学”以来的百余年历程，应该说，结束极“左”政治思潮后的历史新时期是教育研究加速递进的增长期，但是这种增长属于外部型、片面型，有数量累加之名而少创新思维之实。今日之中国教育学内涵丰富，体系庞大，学科门类齐全，外来的新思潮、新观念、新知识几乎应有俱有——只是少有深刻、博大、充满洞察智慧的本土教育思想，少有底蕴深厚、洋溢着研究主体独立精神的低重心教育思想。那种以超常规的学术思路匆匆追踪着国际教育学界流行的新观点、新概念之“研究”，那种试图以“快捷方式”弥补形成历史才百余年的教育学之先天不足的“研究”，能促进中国教育学的健康成长和成熟吗？长此以往，中国教育学的命运将如何？中国教育的命运又将如何？ 以上种种，即为教育研究中学术合法性危机的若干表征。总其实质，是教育研究中创造力的失落；究其根源，是教育研究者主体精神的庸化和主体人格的矮化。 二、教育研究学术合法性危机成因初探 危机之本因：研究者主体精神的缺失。教育研究者不是器皿式的“学者”，他首先是顶天立地、永远大写着的“人”，是被主体精神所充盈、所灌注的独立生命。“教育学不只是一种知识，一套话语方式，一种逻辑追问；更是一种信仰，一种品质，一种性格。”[3]主体精神是作为生命个体的研究者打造学术真品和精品必须具备的人格要素，这种人格要素自然会在学术研究中获得鲜明的综合体现。当研究者缺失“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这种崇高而纯粹的人生信仰，缺失“为伊消得人憔悴，衣带渐宽终不悔”这种坚忍忘我的治学意志，缺失“沉浸醴郁，含英咀华”这种怡养学问的超然心态，缺失“我思故我在，我疑故我立”这种独立与批判的学术品格，那么，研究者的学术行为、学术成果，就可能被时弊左右而沾染上市侩的、商业化的色彩。教育研究界不幸正是如此。学界部分研究者在不良世风的裹挟下，抱着“著书都为稻粮谋”的过度的功利主义心态，把论文、著作、课题视为换得“钱程”的筹码，于是乎，“宁静致远，淡泊明志”那种建立在理想主义基础上的超然情怀被弃置一边，“无望其速成，无诱于势利”那种淡定襟抱更被讥讽为陈腐。正如有学者一针见血捅破的那样：“只有邯郸学步、人云亦云、复制粘贴，否则的话，便得不到相应的职称、学位和官位，甚至无法在其既得的那个位置上生存和发展。”[2]这固然有学术生态使然的因素，但究其根源，还是研究者自身主体人格、主体精神缺乏基本修炼所致。此外，教育研究群体中的另一组成部分，即从事基础教育的研究型教师，其主体精神之缺失同样严重。本来，作为拥有教育实践资源的研究型教师，在很大程度上可以弥补教育研究的前提性缺憾，但是，在丧失主体精神下的“空壳研究”更暴露出变相复制、低水平重复、言不由衷等负面现象，甚至为了迎合教育时尚、追随学界新潮而不惜虚构教育故事、人为拔高实验数据、制造教育改革业绩。可以说，主体精神的集体性“缺席”已成泛化之势。面对喧嚣繁杂、斑驳陆离的世态，怎样秉持高迈志向、守护好自己的灵魂，这是每一位承担社会责任的公共知识分子所应深深省思的。当研究者失去了高迈、独立、自主、坚定的主体精神，其直接的结果就表现为耐于寂寞、敢于突破的创造激情之黯熄，诸如坚守不住漫长煎熬的研究周期、不敢质疑流行的教育思潮、乃至囿于外来教育新学的阴影中孤芳自赏，如此，自然不屑面向现实的教育生活，不愿通过周密观察和亲身体验去发现并提炼有价值的问题而予以深入探究。进而推之，作为学术创造力最核心的研究个性，诸如独特的观照视角、独特的探究理路、独特的切入方法、独特的语言表达均随主体精神的失落而消减，作为应葆学术个性的研究者被同质化为安于平庸、满足既得的一般“群众人”。[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