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德教育在培养年轻人人性上扮演着极重要的角色，因此，从西方柏拉图与亚里士多德到东方的孔子等哲学家，都主张道德教育必须是学校教育要审慎实现的目标。 今天道德教育面临着危机。在美国，这一危机于1960年爆发。有幸的是，美国的教育工作者在走过了许多弯路之后，近来已经采取了某些建设性的做法来纠正过去的失误。 道德共识的丧失 个人的道德在家庭里、学校里以及社会中形成。这三种场所为个人提供了道德学习所需的整合性背景、互相支持，就像凳子的三条腿一样。现代社会令道德教育难以施行的社会现象之一，就是道德学习的上述三种场所之间丧失了道德共识。 家庭是社交学习的第一所学校，儿童的人格在此大致成型。德国有一项针对10到18岁学生而进行的学术研究显示，母亲、父亲以及祖父是他们行为举止最常援引的榜样，远超过歌星、政治人物、体育明星以及宗教楷模等所产生的影响。 学校历来起到代替父母亲的作用，给予儿童一种强化家中父母价值观的连贯的道德训示。今天则常常要求学校承担起额外的责任：在教育家庭破裂的学生时，学校得顶替那些丧失双亲或没有道德格调的双亲的位置；学校能否胜任这种责任实在令人怀疑。 一个人的道德成长持续他（或她）的一生，因此道德成型受到社会的制约。亚里士多德教导说，人们通过参与道德社会的生活而变成有美德的人，人不仅在社会里受生活训练所支配，而且人的人格在社会里被流传故事和理想所塑造。 然而，上述这三种场所的密切结合，要求父母、学校以及在校学生之间达成道德共识。假定社会价值观与家庭、学校所教诲的一致，这三种场合共同给予单一的道德训戒，那么就会形成统一的行为环境。很不幸，正如W.威廉·戴蒙所写的：“那种和谐一致性在美国社会里绝大部分是特例而不是常规”，因为美国已经变成了一个高度分裂的社会。 道德共识的瓦解对学校系统立意善良的道德教育产生了有害的影响，使家庭面临严重的困难。戴蒙将各处经常会发生的情况描述如下： 孕妇咨询专家对学校青少年性教育课程提出质疑，认为课程内容倡导“松弛的道德标准”。另一方面，在艾滋病觉醒日活动当中邀请的校外演讲者则公开批评学校负责品德教育的行政人员“无包容心”。从学生的观点而言，上述互相抵触的信息造成的结果是，好则漠不关心，坏则玩世不恭。 这种问题不仅限于美国等现代国家，而且全世界的发展中国家也都面临同样的问题，因为现代化的过程难以避免使传统价值观与现代价值观产生冲突。 道德共识的瓦解毁掉了最热诚的道德教育工作者的辛勤努力。 正当中国教育工作者面临着文化与社会变迁现象横扫全国而竭尽全力，以便有效果地教导下一代良好的道德标准时，或许可以从美国过去的经验里、从他们的错误与成功中学习到有益于中国的教训。 美国传统道德教育的衰败 今天美国正规学校教育关注的焦点乃在于向学生传授计算机时代复杂工作所需要的技巧与知识，而道德教育则被忽略。与此同时，学校却为普遍的道德危机苦恼着。为要深入了解道德衰颓到怎样的地步，让我们把目前学校所面临的问题与40年以前让学校困扰的问题加以对比。在40年代和50年代，学校行政人员面临的问题是不按秩序抢先讲话、嚼口香糖、制造噪音、在室内奔跑、不好好排队、服装不合规定以及乱丢纸屑等。到了90年代，学校的问题则包括滥用毒品、喝酒、怀孕、自杀、强奸、抢劫与人身伤害。 美国公立教育从30年代背离传统道德的关注中心，但是60年代广泛的文化变迁与对传统价值观质疑的现象出现之后，此种趋势发展的步伐加快了。的确可以认为，某些传统的价值观应该批判。美国人支持反对白人社会种族主义的民权运动以及检讨越南战争的道德标准都做得对。另一方面，60年代年轻人的叛逆虽然受理想主义的驱动，但染上了享乐主义和自我陶醉的判断力，结果变成社会与文化变迁的催化剂。由于社会文化开始赞扬年轻人，年长一辈的道德威信降低；由于社会文化称颂人人自由与平等的价值观，于是容忍甚至赞扬越轨行为，其结果是道德相对主义广为蔓延，许多人开始相信，追求个人满足而不顾社会责任与家庭责任是正确的，因而自私心增强。 如此，在60年代之后的几十年当中，培育学生道德的善意的努力是在道德相对主义以及怀疑传统价值观的文化大气候下进行的。对于道德教育有强烈使命感的教育工作必须在“价值中立”的课堂气氛的约束下设法施行道德教育。在这种趋势下，教师们进行道德教育时都必须采用无指导性的方法，这种方法被称之为价值观净化法。 价值观净化法 70年代价值观净化法开始被引进教育界并受到极为普遍的接纳。有一本推广价值观净化法实际教学策略的手册售出量超过60万本，这对于讨论教育法的教科书而言可说是史无前例的。然而，到了今天人们认为价值观净化法是一次失败。 价值观净化法吸取了人文心理学的观点，而人文心理学倡导以更敏锐的心态把学生当作个别的学习者来对待。过去数十年期间教育的进步作出了贡献。其观点在反对学校里工厂式的教学气氛（把教育看作对学生进行知识填鸭，凭考试分数测定学习成绩）方面，产生了有益的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