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来，“教育产业化”成为一个热门话题，教育界对此一直争论不休，一些经济学家和地方政府官员也闹哄哄地参与进来。意见分歧的焦点集中在“教育产业化”会否混淆教育的性质。经济学家的观点相对统一，他们多从专业角度出发，对教育产业化或部分产业化表示谨慎的赞同；一些地方政府官员的观点则更加前卫，恨不得立即把“教育产业化”列入地方人大或政府文件中。据说，有一位市长曾表示，对高中阶段教育，今后政府不仅要“断奶”，而且要让学校创收，向财政上交。 诚然，学术界对教育产业化的争论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至今尚未达成共识。但未达成共识并不表明所有认识都是错误的，也不表明争论没有意义。依我看，“教育产业化”的实质应在于真正确立教育在国民经济中的基础性、先导性和全局性生产部门的地位，切实落实教育优先发展战略。而要实现这个目的，关键在于转变教育投资观念，动员一切可能的力量，从开源和节流两方面大幅度地增加教育投入，加快发展教育。一方面，政府不断加大教育投资；另一方面，学校要从社会多方筹集教育经费，实行多元办学。而我们常说的建立合理的教育成本分担机制，只是学校方面要做的事情之一。因此，教育产业化绝非单纯的教育能否盈利问题（有必要区分“盈利”与“营利”、“赢利”）。从这个意义上说，“教育产业化”的提法，本身并没有错，切莫以为一提“化”就是要“化”为学校自身的事，就是教育性质发生根本性变化。 以上述那位市长的认识，如果从理论探讨角度出发的，那是相当片面的，有望文生义之嫌；如果还有实践意图，那就不免有推卸政府本来应负的投资教育责任之嫌。学术界对某一问题争论不休，只要不出某种游戏规则，应该说尚属正常现象。负有影响教育决策使命的政府官员却更应慎思而行，不可急下结论。行文至此，想起近来一位教育界学者兼官员的忧虑和忠告：不能笼统地提“教育产业化”，否则可能推卸政府本来应负的投资教育的责任，有可能使贫困地区和低收入家庭处于不利地位，违背教育公平原则。他的这番话当然有针对整个学术界而言的意思，但更是针对地方政府官员而言的。此外还有一层隐忧：我们的一些地方政府官员仍有一种劣根性。何以言此？众所周知，政府负有教育投资责任有法律明文规定，但现实中诸多地方政府却可以置法律于不顾，随意挪用、挤占、克扣、截留、拖延拨付和顶抵预算内教育经费，致使教育经费投入不仅没有增加，反有相对减少之势。受了批评，却没了借口，自是不能理直气壮，但若装聋作哑，大家也真没什么办法。现在有了“教育产业化”的借口，加之自认为决策正确，似乎理更直气更壮了。地方政府官员对“教育产业化”的这种理解和决策，理论上相当片面，实践上更将危害无穷。鉴此，再次呼吁：“教育产业化”，慢点上文件；真要上，也要上得有理有“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