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G40－092.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7902（2009）01－0001－12 一 “陶行知与现代化”是陶行知研究的一个新课题。此课题意在跳出仅仅把陶行知看成是教育家、甚至仅仅看成是教育实践家的惯常视角，力求捕捉作为历史人物的陶行知与20世纪上半叶中国现代化进程之间的关联。这不仅开拓了陶行知研究的视野，也对重新认识和评价陶行知教育思想的当代价值具有重要意义。 把陶行知置于现代化的进程中去考察，就要假定在他的心目中不仅有一个令人向往的理想教育的蓝图，还有一个值得揣摩的理想社会的蓝图；并且，他的理想教育的蓝图应该是以他的理想社会的蓝图为背景的。但正如卢梭担心柏拉图的《理想国》会被仅凭书名判断内容的人误以为是一本纯粹讲政治的书籍，因而宣称“它是一篇最好的教育论文”[1]7，同样，如果我们不能同意把陶行知仅仅看成是教育家，把他的生活教育理论仅仅看成是单纯教育上的理论，那就应该能做出一个肯定的判断，即：陶行知的生活教育理论也是一种政治学理论，就像杜威在《民主主义与教育》一书中阐述的那样，这个理论对“什么是理想教育”的阐释，是以它对“什么是理想社会”的看法为基础的。 目前“陶行知与现代化”方面的研究，并没有朝着能做出这种判断的方向努力。例如在胡晓风的新作《陶行知与中国现代化》一书里，以及在中陶会“九·五”规则课题组的集体成果《陶行知教育思想的现代价值》一书里，陶行知的政治思想都没有列为一个专题来讨论。这当然与1951年对陶行知的政治批判有关。但就“陶行知与现代化”这一课题的立意而言，陶行知的民主主义思想、教育救国思想，是无论如何不能回避的。因为不澄清这个问题，就无法解释陶行知胸怀怎样的社会理想，也就无法解释他对传统教育的批判和改造是基于对现代化的何种考虑。从而，“陶行知与现代化”这一课题，很可能只是“陶行知与教育现代化”这种课题的扩展版。 什么是陶行知心目中的理想社会？答案似乎不难找到。1914年《共和精义》中他断言：“教育实建设共和最要之手续，舍教育则共和之险不可避，共和之国不可建，即建亦必终归于劣败”[2]15－25；1916年《我的学历及终生志愿——致J·E·罗素》中他说：“余今生之惟一目的在于经由教育而非经由军事革命创造一民主国家”[2]1－3。很明显，陶行知心目中的理想社会是民主社会、民主国家。但是，有各种各样的民主，也有各种各样的民主观或民主主义主张，陶行知心目中的民主究竟是怎样一种民主？这个问题的答案却并非显而易见。陶行知不是理论家，他也不热衷于理论研究。要从他生前发表的短文和演说辞中整理出他的民主和民主教育思想不难，难的是要把握其民主观的实质内涵，尤其是要把握他的民主思想与他的教育思想和教育实践之间的关联，还必须深入分析构成他的民主主义主张的核心价值观是什么。这不是仅在陶行知的现代意识上大做文章就能解释清楚的问题。尽管这类文章甚至可以做到把陶行知与全球化联系起来。但“陶行知与现代化”这一课题的意义，并不在于能说明陶行知像什么，而在于能证明他是什么。 这是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陶行知生逢旧民主主义向新民主主义转折的时代。辛亥革命的成功、中华民国的成立、新文化运动的崛起和“五·四”运动的爆发等，无一不昭示这个时代最重要的历史事件，都是在探索政治现代化的进程中发生的。政治现代化的实质是民主化。政治现代化的进程必然伴随着专制统治及其所维护的旧价值体系与民主政治及其所依托的新价值体系之间的冲突与对抗。作为这个时代最杰出的知识分子之一，陶行知对由政治现代化引起的各种社会矛盾和价值冲突，当然会有他自己的预见和价值判断立场。正如1996年陶行知研究国际学术研讨会上学者们已经指出的，陶行知的价值取向“既不同于‘全盘西化’和文化复古主义，又有别于‘中国文化本位’论和文化折衷主义”[3]44－45。但是，陶行知的立场究竟是什么？他如何在这个传统与现代激烈对抗的时代确立并保持自己的立场？他的立场基于怎样的价值观背景？他从中西两种文化和价值体系中分别选择了什么、不选择什么？什么因素促使他做出这种选择？这些问题关系到能不能肯定陶行知确有自己的现代化目标和方案，以及他的现代化方案对当代中国社会发展和教育改革是否具有现实意义或当代价值的问题，是应当认真对待和解决的问题。其中，“陶行知与政治现代化”又是这一系列问题的突破口。因为，只有把陶行知的民主教育思想与中国政治现代化的进程联系起来，才有可能看清楚陶行知民主思想的实质内涵是什么；也只有先搞清楚这个问题，才有可能在陶行知的社会理想是什么的问题上，交出一份完整的答案。 二 讨论陶行知民主思想的实质内涵，不能不从他的自由观和平等观入手。这是因为，“自启蒙以来，西方最重视的价值体现在法国大革命的旗帜上：自由、平等和博爱。其中博爱一般被视为具有个人性质的价值，而自由和平等则是政治价值。”[4]220世纪初叶中国进步知识分子对民主的追求，首先是从接受法国大革命的口号开始的。这从青年陶行知写于金陵大学的毕业论文《共和精义》中也可以看出。另外，由于自由和平等往往是冲突的，如何对待自由和平等这两种政治价值，是各种政治学理论的分水岭，因此从陶行知的自由观和平等观入手，也便于了解他的民主观与同时代其他民主主义主张之间的不同。 陶行知论自由和平等问题，最早是在《共和精义》。他在此文中称自由、平等、民胞为“共和三大信条”。对于自由，陶行知有三个看法：一是他认为“自由有正负”。这与后来柏林把自由划分为积极自由和消极自由类似；二是他认为负自由不是真自由：“此种自由，人民久以不惜蹈汤赴火以争之，其成绩已大有可观。然人民脱离强暴之羁绊，未必即能自由也”；三是他认为正自由才是真自由：“故真自由贵自克……故真自由贵自制……故真自由贵个人鞠躬尽瘁，以谋社会之进化。”不难看出，陶行知对两种自由的价值判断与柏林相反，但与他后来的老师杜威却是不谋而合的。杜威说：“自由不但是外界束缚的解除，也是精神事业……自由第一的要素，是精神，或心理的特性……解除外界的束缚，是消极的自由；养成创造的能力，才是积极的自由”；[5]326对于平等，陶行知也有三个看法：一是他认为有些差别是必须承认的客观事实：“天之生人，智愚、贤不肖不齐，实为无可韪之事实。平等主义亦不截长补短，以强其齐。”这用今天的话来说，就是承认包括天赋差别在内的事实不平等；二是他主张机会平等：“在政治上、生计上、教育上，立平等之机会，俾各人得以自然发展其能力而为群用，平等主义所主张者此耳”；这用今天的话来说，就是主张用程序平等去消解实质不平等；三是他主张从道德平等上去理解平等的内涵：“平等主义欲人一举一止，当思他人思安之心，固不减于我也。”这可能是受到卢梭的影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