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G46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5110（2009）02－0133－06 在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中，教育优先发展被列为各级地方政府工作的重中之重。近年来，随着西部省区农村经济的发展和农民收入水平的提高，农民教育消费水平也逐步提升，教育投资和教育消费成为衡量农民生活消费质量的重要标志。根据西部12省区统计局发布的《2006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数据，2006年西部12省区的GDP总值达到39301.25亿元，占全国GDP总值209407亿元的18.77％，各省的财政收入总和达到5576.48亿元，占全国税收收入37636亿元的14.82％，农业在GDP的比重为16.3％，乡村人口的比重为64.48％，平均城镇化率为35.52％，人均GDP为10740.28元。① 这标志着西部省区和全国一样进入了“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的新阶段。为了进一步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各省区根据十六届五中全会和党的“十七大”精神，坚持“统筹规划、整体推进、因地制宜、分类指导”的基本原则，进一步明确了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发展目标。本文就西部省区新农村建设中的教育消费问题进行分析和研究。 一、影响西部省区农村教育消费的主要因素 农村教育消费是影响农村居民就业、农业科技水平提高、农民收入增加、农民生活质量的重要因素，在目前特定的消费环境中受制于多种因素，主要表现为正反两个方面。 1.刺激教育消费增长的基本因素。集中表现为家庭人口数量的增减变化，政策、制度的调整，农村居民家庭的消费偏好。 一是家庭人口因素。中国实施计划生育政策以来，使得农村家庭的平均人口数量逐步下降，由此导致农村家庭将更多的可支配收入用于教育消费支出方面。如：西部12省区农村家庭平均人口由2000年的4.94人下降为2005年的4.32人，人均家庭教育消费支出则有2000年的148.71元上升为2005年的216.46元。② 二是政策、制度调整因素。1998年我国实行教育收费制度改革以来，教育收费标准逐年提高，一方面是国家投入不足，2000—2005年国家财政性教育投入占GDP的比重分别为：2.58％、2.79％、2.90％、2.84％、2.79％、2.16％，6年平均为2.68％，[1]至今远未达到中央曾经提出占GDP比重4％的目标。另一方面是高等教育大众化带来的扩招消费效应，从有关数据看，2000—2005年学费占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的比例分别为：70.3％、66.4％、59.2％、53.8％、48.4％、43.4％，六年平均为57.82％；学费占农村居民纯收入的比例分别为：195.9％、192.6％、184.1％、173.8％、155.2％、140.0％，六年平均为173.6％，[2]两项指标均大大超过了国际公认的20％参考值。在同等条件下，农村地区接受教育的负担加重，客观上增加了欠发达省区农村家庭分担教育成本的比重。 三是农村居民家庭的消费偏好因素。改革开放以来，农村政策不断调整，农民发展致富渠道成为多元化趋势，越来越多的农民意识到知识转变农民命运的重要性，有的农民甚至说，再穷不能穷教育，再难不能难孩子。随着时间的推移，农村居民家庭的消费结构发生了变化，农民家庭对人力资本投资和教育需求的意愿逐步增强，从而对教育支出产生了扩充效应。 2.抑制教育消费增加的不利因素。集中表现在农民传统的消费观念、家庭的可支配收入和对未来的预期收入三个方面。 一是传统消费观念的影响。在西部省区的广大农村，传统的消费观念使农民的消费结构存在很多不合理现象。农民朋友们哪怕再困难，也要维护自己的面子。一方面，农民平时省吃俭用，舍不得花钱。另一方面，遇到逢年过节、走亲串户、婚丧嫁娶、礼尚往来，却不顾成本，花费大量的钱财，有的甚至负债累累，也要维护自己的脸面。随着时间的推移，农民生活条件有所改善，在农村中形成一股不良的攀比风气。盲目求大、盲目求高、盲目求全的攀比心理，制约着教育消费的增加。 二是家庭可支配收入制约。改革开放以来，我国西部农村居民家庭人均纯收入有较大幅度的增长，从2000年的1661.03元增加到2006年的2517.38元，增长1.52倍。③ 但是，从西部12省区的实际情况看，农民收入增长缓慢，总体水平低是不能否认的客观事实。2006年西部省区农村居民家庭人均纯收入仅为全国平均水平3587元的70.18％，为西部省区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9746.17元的25.83％。④ 这从根本上制约西部省区农民的总体消费规模。可支配收入水平的高低是教育消费水平增长快慢的决定性因素，只有收入水平的提高才能带来教育消费规模的持续有效增长。 三是农民预期心理因素。一方面，西部省区多为中国典型的农业省份，在中国的版图面积中，西部省区自然条件差，沙漠化、山区面积占比高，环境条件恶劣，很多地方仍然是靠天吃饭，今年虽然有个好收成，但是明年如何不得而知，所以在消费支出方面，十分谨慎。另一方面，对农民来说，接受教育首先是为了改善自身的生存条件，改变子孙后代的前途和命运，当人们这个初衷实现程度低于期望时，对教育需求的热情就不会高，对农村的教育消费也就难以增加。对农村家庭来说，子女接受教育是一笔不小的开支（这里尚未考虑子女参加劳动获得收入的机会成本），特别是一个农民子弟接受高等教育，要付出昂贵的成本，如果大学毕业后仍然回家种田的话，那么农民难免会得出“读书无用论”的结论，这必然会抑制农村教育消费的有效增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