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教育改革的知识社会学解读

作 者:

作者简介:
马维娜,江苏省教育科学研究院。(南京 210013)

原文出处:
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内容提要:

中国教育改革的“诞生”存在诸多可能和诸多不确定性,各种力量之间的张力势必相互牵制、相互作用、相互弥补,导致许多可能研究与需要研究的问题,有必要用知识社会学“集体性知识”的解释框架进行阐释。中国社会是一个集体性很强的社会,在它身上所进行的诸多改革,似乎无法回避这种集体性。这种集体性具有原发的植根性,它与这个社会与之俱来,甚至可能成为一个国家性的“惯习”;这种集体性又具有强烈的渗透性,它就在我们的生活中,且无时无刻不有某种能量从外界流向内里。中国教育改革的运作理路应该建立在以历史为根基的结构基础之上,且以国家需要为存在形态,以地方集体性知识为治理法则,以细致入微之变为学校效用游戏。


期刊代号:G1
分类名称:教育学
复印期号:2009 年 06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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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图分类号]G4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0209(2009)02-0012-08

      中国教育改革的“诞生”过程呈现、讲述、生发、制造了太多的可能与不确定性,整个改革始终处于不断阅读、重新发现、一再开始之中。或许这本属事物发展之常态,问题是“不断阅读、重新发现、一再开始”对中国教育改革实际究竟带来了什么?有人这样描述现代中国人深陷其中且不能自拔的教育困境:当整个社会被嵌入到一个以人与人之间的激烈竞争为最显著特征的市场之内的时候,教育迅速地从旨在使每一个人的内在禀赋在一套核心价值观的指引下得到充分发展的过程,蜕变为一个旨在赋予每一个人最适合于社会竞争的外在特征的过程[1](P39)。不知这种描述是否可以认为也是当下中国教育改革诸多困境的某种写真?本文尝试对中国教育改革进行知识社会学解读。

      一、诞生:中国教育改革的一个核心概念

      对中国教育改革的关注,已经不能使用“少数”这个字眼。可以历数的有关教育改革的或人或物或事委实太多,以致一一历数反而有损其浩荡之势,但不予列举却并不表明其间可供探寻的空间不大。关键是,一种或“接着说”或“另外说”或“变着说”可否带来更强的解释力?可否引发更多的社会学想象力?这样,首先寻求一个具有触发性特征的概念显得尤为重要。借用特纳的话说,这种具有触发性特征的概念主要指的是这一概念在把握现实社会时,具有一种整体关联性,并能提供一种视角和方法论,而不是只能在某些情境中剖析某些事件的概念[2](P418)。于是,“诞生”便在“产生”、“提出”、“发动”、“开展”、“出场”等诸多概念中凸显出来①。

      “诞生”作为一个日常概念,人们并不陌生,只是在对其使用时往往关照的也只是普遍使用的少数意涵而非全部,其广义与引申义的运用与开发甚至还相当稚嫩。从词源学上看,“诞”在《辞海》中的解释是:1.本义为大言,引申为大,广阔。2.生育;出生。3.虚妄。4.欺骗。5.放荡。6.语助词,无义[3](P389)。在《英汉大辞典》中,“诞生”所对应的英文是“birth”,《简明汉英词典》用的“naissance”。而在《牛津高阶英汉双解词典》中居然未找到“naissance”一词。“birth”的意涵有三种:1.出生;生育。2.起源;开始。3.家庭出身;门第[4](P129-130)。上述诸多解释无非表明“诞生”其实是一个意涵丰富、包容甚广的概念。它既能够共享于瞬间、短时(如出生、生育)与延展、持续、浩大(如开始、起源、大言)之间,也试图在实在可见(如家庭出身、门第)与虚幻、联想(如语助词、无义)之间凝成某种互构,还可以在极少使用的意义(如虚妄、欺骗、放荡)间留下创生的无限空间——起码人们对它的开发还远远低于它本身的蕴藏力。

      值得关注的,是福柯《临床医学的诞生》中的“诞生”意涵。起码它不仅是一个短暂、瞬时的概念,还是一个具有长时、连续意味的概念,而在阐释临床医学诞生的真正重要性即“不仅是医学认识的深刻改造,而且改造了一种关于疾病的话语的存在可能性”时,“诞生”更不仅是时间维度的,还是人体空间的,不仅是集体抽象的,还是具体个人的。这样,就将“知识与病痛之间的想象联系”、“医学语言与其对象的联结”、“可见物与不可见物之间的关系”的能指与所指之间的全部关系历史性重排,开启了现代临床医学的大门②。

      其实,即便不明确冠以“诞生”一词,但同样是在“文本得以建构出来的社会过程及其结果”的意义或类似意义上使用的研究亦并不在少数。如约翰·邓恩《民主的进程》所讲述与解释的,就是民主的非同寻常的政治历程。因为在公元前6世纪的雅典,民主只是解决地方问题的一种应急对策,而在其不断发展的过程中,却演变成一切政体赖以存在的合法基础。因此,书中呈现的既有希腊城邦最早的民主制度的情况,也有其产生两个世纪后在政治上轻易被扑灭的缘由;既有描述民主在饱受压制和指责后再度出现在各种场合且其精力、专断的有增无减,也有解剖为什么民主这种不可阻挡的胜利在许多方面竟这么空洞,与思想本身的强大、简洁、诱人总是相去如此之远[5]。而《科学知识:一种社会学的分析》则以“有限论”的核心思想揭示了社会过程渗入知识领域的内在方式。告诉人们,一个概念的先前应用并不能决定这个概念的后继应用;每一次的概念应用行为都是全新的和创造性的过程;表现在每一个概念应用活动中的偶然性也包含着社会偶然性[6](P2)。

      如此,就中国教育改革而言,“诞生”的多重意涵可能带来对这一问题探究的引人入胜的空间,它们包括:

      1.“诞生”是一个长时与短时共享、时间与空间交融、实与虚互构、明与暗汇织的意涵丰富的概念。它的丰富不仅涵包“赞赏、欣慰、自豪乃至期盼含义”的引申,而且触发“想象”、“重组”、“变革”等意义的生发,还可能激活“另类”、“联结”、“制造”等思想的通道。这里,倒并非想赋予“诞生”一个无所不包、无所不能的形象界定,而是试图尽可能挖掘它被隐藏的地带或被忽略的角落,或许这样才可能对中国教育改革进行具有一定渗透力和剖析力的解释,而这恰恰也是一种整体关联的视角。

      2.中国教育改革的“诞生”存在诸多可能和诸多不确定性,各种力量之间的张力势必相互牵制、相互作用、相互弥补,导致可能研究与需要研究的问题实在太多。如就教育改革的精神产品而言,可研究的问题有:教育改革的文件政策是如何出台的?在它出台的前后有哪些理论形态、社会需求、文化裂变?这些理论形态、社会需求、文化裂变等对文件政策的制定是否产生影响?产生了什么样的影响?这些影响下出台的文件政策又给教育现实中的实践操作带来了怎样的变化?再如就各种力量之间的张力而言,一些问题常常会在不知不觉中发生变化:几乎所有文件政策都企图让每一个学生获得全面发展,但这一过程却蜕变为一个过度竞争的智力大展示;理论研究总是自作多情地期待其研究成果多被文件政策采纳,而文件政策却总是对其采取若即若离、似有似无的姿态;实践操作既是理论成果的具体化,也是文件政策现实延伸的产物,三者之间虽然鼎足相望、但却距离甚远。如此,在这种生产、传播、组织、交换、转化中,发生了什么?发现了什么?改变了什么?与其相对应的社会群体的境遇如何?他们的群体精神发生了一些怎样的变化?学者、官员、百姓对教育改革问题的解释,为什么总有一种各自坚守?这种各自坚守似无约定又似有约定,其中已经引发或可能引发什么?这些问题的大量与零散并不表明问题本身不能研究,而是表明问题的研究需要一个较为有力的解释框架出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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