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G4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1298(2009)01-0009-09 当教育学者介入实践变得越来越“时尚”、甚至有时不免有“随意”之嫌时，保持一种理论的清醒是难能可贵的。“走到教育实践之中去的正当性是什么？”这一追问[1]20，可谓发人深省。但是，若由此以“当局者迷”①为理由，认为介入实践就是“唯实践、行动马首是瞻”，则又未免失之武断。至于将可能存在风险作为退居书斋的理由，则是一种逻辑上的草率。②对于教育学者而言，较之“沉思的生活”，介入实践的教育研究将面临更多的不确定性甚至风险，这是事实。杜威对此有着深刻的洞见：“实践活动有一个内在而不能排除的显著特征，那就是与它俱在的不确定性。因而我们不得不说：行动，但须冒着危险行动。”[2]4值得关注的是，杜威并没有因此就退居书斋，反而主张变革传统的“旁观者认识论”，走向“行动认识论”③，以实现“从外边旁观式的认知到前进不息的世界话剧中的积极参加者”[2]293的立场转换。因为在杜威看来，较之“旁观”与“冥思”，参与世界、变革世界是认识世界的更为可靠的路径。 教育学者介入实践，“并不是一个自明的论断”[1]21。对此，笔者深以为然。无论是呼吁、倡导，还是质疑、反对，都还只是表达了一种意见。比意见更重要的是论证。④在当前特殊的学术生态中，笔者主张介入实践。为该“意见”提供的论证，将沿着五个方向逐层展开。其中，前三个方向属必要性论证；第四个方向属可能性论证。必要性论证和可能性论证，共同构成合理性论证。但“合理的”未必是“我”愿意选择的。教育学者是否选择介入实践，与其专业基础、学术偏好、学科立场等众多因素相关。在为自己所选择的研究立场和研究方式进行价值辩护和合理性论证时，不能无视其他研究立场和方式存在的事实，也不能刻意贬损其存在的价值。价值选择的关键，并非绝对不犯错误，而在于“不要认为自己是唯一正确的”。这一“补证”，构成本文论证的第五个方向。 一、介入实践：一个公共性论题⑤ 依照美国著名社会学家米尔斯(C.Wright Mills)的观点，当其他众多学科、众多学者开始几乎是不约而同地关注到了一个共同性的问题时，这个问题已经不再是教育学者的“个人困扰”，甚至也不再是教育学这一门单独学科所要面对的课题，而是成为一个典型的“公共论题”[3]。而公共论题的出现，凸显出的不是一种个别性困境，而是一种结构性问题，一种带有时代特征的问题。对于问题性质的辨析，有利于我们慎重地思考问题的解决路径。那么，学术研究向实践的回归与主动介入，究竟是一种个人困扰，还是反映着普遍趋势的公共性问题呢？解决这一问题，需走出教育学框架，在其他学科的动向中寻求答案。 1.杜威：从旁观到参与 破除理论与实践、知与行之间的对立状况，是杜威漫长哲学生涯中一个重要的理论追求。1929年，年届70的杜威终于向世人交出了自己在这个问题上的完整“答卷”。在他看来，以“主动调节的方法来寻求具有高度概率的安全性”，来代替“靠纯心理的方法在认识上去寻求绝对的确定性”，这是一种有着深远意义的认识论变革。它实现了“判断的标准从依据前件转变为依据后果，从无生气地依赖于过去转变为有意识地创造未来”。对于自己的这一理论创造，杜威丝毫不掩藏自己的自豪和得意：“如果这样颠倒过来的变化，从其意义的深度和广度而言，还不能与哥白尼的革命相比拟，我就不知道我们将在什么地方再会找到这样一种变化或这种变化究竟会是一个什么样子。”[2]292-293 在杜威看来，传统的认识论是一种“旁观者认识论”或称“知识的旁观者理论”(spectator theory)。这一认识论来自于传之久远的古典哲学传统，来自于人类内心深处对于确定性、对于安全的寻求。在古代的哲学家看来，行动因不得不面对不重复、因而不确定性的情境，故难以规避危险；而纯粹的思维、理智则可以在不必付诸具体行动的情况下抓住普遍的实有，因此，这种纯粹的理智活动不仅可以规避由不确定性所带来的危险，而且能够享受最高的幸福。但是，我们所面对的世界并不是外在于我们、伫立在我们对面静候我们去“反映”的世界，而是一个我们置身其中，与我们不断发生着交互作用的世界，一个我必须赖以生存、且因为我的“存在”与“行动”才呈现为“如此这般景象”的世界，“一个我们生活着行动着的世界，一个我们需要思考、需要认识的世界，一个我们受其影响也通过行动而影响着的世界。这个世界变动不居，我们就在这个动荡的世界中感受着恩宠与背弃，成功与失败”。[4]正是这种与世界的互动共生关系，使得思想与观念在其提供美感供人赏玩的功能之外，更增添了一种“建设性”职能。这意味着，我们与世界的交往方式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借助于这种变化，行动的知识取代了静观的知识，行动的心灵取代了静观的心灵。“心灵不再是从外边静观世界和在自足观照的快乐中得到至上满足的旁观者。心灵是自然以内，成为自然本身前进过程中的一个部分了。心灵之所以是心灵，是因为变化已经是在指导的方式之下发生的而且还产生了一种从疑难混乱转为清晰、解决和安定这样指向一个明确方向的运动”。[2]293 2.布迪厄：在介入中探究“实践逻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