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G52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9468(2009)01-0083-08 朱陆之辨是中国思想史上极为重要的一个事件，它标志着宋明儒者成德之学中朱熹之“顺取”与陆象山之“逆觉”两条路向的发展成熟和碰撞交融。朱陆之异，实质上是“主理”和“主心”(或曰“性即理”与“心即理”)两种哲学立场的不同，然而在论争的层面，却更多偏重于“格物穷理”(象山谓之“支离”)与“发明本心”(象山谓之“易简”)两种为学之方的歧异。朱子和象山虽然也有关于“无极”、“太极”的争辩，但这一论辩并未体现二者最重要的差别。以今人眼光来看虽是如此，但论辩之中的象山和朱子却未必这么认为。在象山看来，朱子教学方法过于繁难；在朱子看来，象山教育方法则失之太简。鹅湖之会以后，虽然两人的学说都有调整，然而分歧并未就此消除。以至于最后象山讥朱子之学为“意见”，而朱子则斥象山之学为“禅”。为学之方及学问宗旨——也就是教育思想，始终是两人关注的核心和论辩的焦点。 在象山看来，自己和朱子的分歧，最主要的方面就在于教育应以德性的培养为主还是以知识的探索为先。他说：“朱元晦曾作书与学者云：‘陆子静专以尊德性诲人，故游其门者多践履之士，然于道问学处欠了，某教人岂不是道问学处多了些子？故游门之士践履多不及之？’……既不知尊德性，焉有所谓道问学？”(《象山语录》)[1]因为这条语录是象山引用朱子的话加以引申，故易被视为朱子和象山所共同认可者。后世学者遂以此为据概括朱陆之辨，将其简化为“道问学”与“尊德性”之辨。《宋元学案·象山学案》中说：“象山先生之学以尊德性为宗，同时紫阳之学则以道问学为主。宗朱者诋陆为狂禅，宗陆者以朱为俗学，两家之学，各成门户，几如冰炭矣。”又说：“陆主乎尊德性，谓先立乎其大，则反身自得，百川会归矣。朱主乎道问学，谓物理既穷，则吾知自致，雾消融矣。二先生之立教不同，然后诏入室者，虽东西异户，及至室中，则一也。”[2]章学诚亦在《文史通义·朱陆》说：“然谓朱子偏于道问学，故为陆氏之学者，攻朱氏之近于支离；谓陆氏之偏于尊德性，故为朱氏之学者，攻陆氏之流于虚无；各以其所倚重者，争其门户，是亦人情之常也。”[3] 明清学者从其他角度理解和概括朱陆之辨的也不乏其人。譬如明代罗钦顺即明确指出：“程子言性即理也，象山言心即理也，至当归一，精义无二，此是则彼非，彼是则此非，安可不明辨之？”(《明儒学案》卷四十七)[4]程朱一系认为“性即理”，象山之学则认定“心即理”。这一区分从哲学角度固然更为根本，但却未能引起明清更多儒者的重视。黄宗羲、章学诚等大多数学者更愿意从“尊德性”和“道问学”的层面去认识和把握朱陆之辨。经由《宋元学案》、《文史通义》的重述，象山教育思想重在“尊德性”而朱子教育理念偏于“道问学”似乎已成学术史上的铁案。然而，象山之学果真只是“尊德性”吗？朱子之教果真偏于“道问学”吗？ 象山教育思想重在“尊德性”似无多少疑义，前述“既不知尊德性，焉有所谓道问学”的诘问即是明证。而朱子之教偏在“道问学”却大可商量。细绎《朱子语类》，其教人之法无处不是“道问学”与“尊德性”并重，鲜有偏于一端者。[5]那么朱子究竟如何看待尊德性和道问学的关系呢？将《语类》中言及尊德性与道问学之处一一罗列出来，可以看到在朱子教法中，尊德性与道问学大抵有四种关系。 一、“尊德性”与“道问学”相分 首先，朱子把《中庸》中“故君子尊德性而道问学，致广大而尽精微，极高明而道中庸，温故而知新，敦厚以崇礼”一段合释：“尊德性，所以存心而极乎道体之大也。道问学，所以致知而尽乎道体之细也。二者，修德凝道之大端也。不以一毫私意自蔽，不以一毫私欲自累，涵泳乎其所已知，敦笃乎其所已牟，此皆存心之属也。析理则不使有毫釐之差，处事则不使有过不及之谬，理义则日知其所未知，节文则日谨其所未谨，此皆致知之属也。盖非存心无以致知，而存心者又不可以不致知。故此五句，大小相资，首尾声相应，圣贤所示入德之方，莫详于此，学者宜尽心焉。”(《中庸章句》)[6]朱子又说：“这十件相类。‘尊德性、致广大、极高明、温故、敦厚’，只是‘尊德性’；‘尽精微、道中庸、知新、崇礼’，只是‘道问学’。如伊川言：‘涵养须用敬，进学则在致知。’”(《语类》卷六十四)朱子把“尊德性”解释为“存心”；把“道问学”解释为“致知”；又把“致广大”、“极高明”、“温故”、“敦厚”全摄于“尊德性”，把“尽精微”、“道中庸”、“知新”、“崇礼”都收归“道问学”。这样，《中庸》这段话就被解释成朱子承自伊川“涵养须用敬，进学在致知”的为学之方。 其次，朱子又用“尊德性”和“道问学”来诠释《论语》中“博文”、“约礼”两种孔门教法。《论语·子罕》中颜渊曰：“夫子循循然善诱人，博我以文，约我以礼。”朱子讲解说：“圣人之教学者，不过博文约礼两事尔。博文，是‘道问学’之事，于天下事物之理，皆欲知之；约礼，是‘尊德性’之事，于吾心固有之理，无一息而不存。”(《语类》卷二十四)又说：“‘尊德性、致广大、极高明、温故、敦厚’，皆是说行处；‘道问学、尽精微、道中庸、知新、崇礼’，皆是说知处。”(《语类》卷六十四)这样，先把“博文”、“约礼”解释为“道问学”、“尊德性”，再把“道问学”、“尊德性”解释为“知”和“行”两事。朱子还说：“大抵子思以来教人之法，惟以尊德性、道问学两事为用力之要。”(《答项平父书》)“‘尊德性、道问学’一段，‘博我以文，约我以礼’，两边做工夫都不偏。”(《语类》卷六十四)虽然朱子也强调“尊德性”与“道问学”不可偏废，但是，以“尊德性”和“道问学”为截然不同、不可相互化约的“两事”、“两边”判然明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