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在上世纪50年代末，前苏联教育界就已彻底超越凯洛夫(И.Α.Каиров)教育学。但在我国教育学界某些人至今依然沉醉于“凯洛夫教育学情结”而不能自拔。有人甚至把凯洛夫教育学捧为现代教育思想的集大成，似乎离开了它，中国的教育就注定要失败。[1]凯洛夫教育学究竟是不是现代教育学术的精华，不是仅凭一连串的大胆假设①能够成立的，尚须作一番小心求证的功夫。笔者以为，倘若欲把凯洛夫教育学放在世界教育学术发展的天平上予以考量，那么，就得回到事实本身，并有明确的概念界定。换言之，就得首先明晰两个基础性、根本性的问题，这就是：其一，我们不能孤立地议论凯洛夫教育学的价值，割断了其产生的社会历史背景，掩盖了其“出身成分”。其二，我们不能把凯洛夫教育学混同于“苏维埃教育学”，偷换了概念。笔者试着求解这两个问题。本文的具体任务是，回顾前苏联教育史上基本的历史事实，借以揭示凯洛夫教育学在苏维埃学校教育的发展中究竟充当了怎样一种角色；同时阐明，在我国如火如荼地实施新课程改革的今天，重新捡起“学习凯洛夫教育学”口号来抗衡“新课程理念”和“概念重建运动”，究竟意味着什么？ 前苏联教育理论的特色何在？我们当然可以从苏维埃学校教育的目的、内容、方法等诸多方面作出检视。不过，作为表征前苏联教育理论之特色的最重要的基本原理，当推“教育与生活相结合”原理。[2]无论从十月革命之后前苏联教育研究的历史发展步伐来看，还是从1973年前苏联制订的《国民教育基本法》[3]第4条“苏联国民教育的基本原则”的规定来看，②我们都不难断定，“教育与生活相结合”在苏维埃教育理论中占有何等重要的位置。其实，在十月革命之后，苏维埃教育学界围绕这个教育原理展开了多次论争，并且波及整个教育制度的改革。同时，从世界范围看，这个原理也是现代教育理论的具有普适意义的基本原理。下面，就来梳理一下20世纪20—30年代苏维埃教育学界不同教育势力围绕这个基本原理的博弈，同时，勾勒凯洛夫教育学形成的社会背景及其本质特征。 (一)领导苏维埃学校建设的思想基础与“学校消亡论”的越轨 众所周知，教育必须在学校中进行，而学校教育是从社会生活中分离出来、独立出来的。——这是社会生活的发展所要求的。因此可以说，源于社会生活并基于社会生活的要求而产生的学校教育必须同生活保持密切的联系，乃是天经地义的要求。然而，现代学校教育的问题就在于，它往往是游离于社会生活之外的。教育与生活相结合的要求也是现代教学论的一个重要原则。但是，关于学校教育究竟应当怎样跟社会生活相结合的问题，并不是不言自明的。在这里，何谓“教育”、何谓“生活”的概念界定，往往是见仁见智的。那么，在当年苏维埃教育学界，究竟是怎样一种含义呢？不同教育思想之间又经历了怎样一种博弈的轨迹呢？弄清楚了这个问题，就可以揭穿凯洛夫教育学的“出身成分”，其真实的面目也就一目了然了。 列宁在《青年团的任务》中这样说：“资本主义旧社会留给我们的最大祸害之一，就是书本与生活实践完全脱节。”[4]这里的“书本”可以解读为“学校教育”。同样，列宁夫人克鲁普斯卡雅(Н.К.Крупская)也在《国民教育和民主主义》一文中批判“教科书学校、知识灌输学校”。她一针见血地指出：“在这种学校里，学生们规规矩矩地坐在书桌跟前，听教员在讲台上讲课。除了书本的知识(这种知识与实际生活几乎没有什么关系)之外，这种学校里什么也不讲，学生的个性备受摧残，并且由于严格的外表纪律而使他们变成了一部机器，无休止地接受传授给他们的知识。”[5]这里需要注意的是，他们是在双重意义上批判旧社会的学校与生活的脱节的。其一，学校传授的知识不能正确地反映生活的实际，是实际生活中无用的知识。换言之，这是知识的真实性，即知识与实践如何结合的问题，其二，学校教育的阶级性问题。即便在学校中教授了毫无作用的知识也是容许的，这是因为这种教育是符合统治阶级的利益的。对于统治阶级来说，是恐惧人民大众获得活生生的知识的。列宁指出“旧学校是死读书的学校，它迫使人们学一大堆无用的、累赘的、死的知识，这些知识塞满了青年一代的头脑”。[6]这样的学校应当废除。 不过，列宁一方面彻底地批判旧学校，另一方面又对全盘否定旧学校教育并与之彻底决裂的态度，发出了严厉的批判和警告。他说：“当我们听到有些青年以及某些维护新教育制度的人常常非难旧学校，说是死记硬背的学校时，我们就告诉他们，我们应当吸取旧学校中的好东西。我们不应当吸取旧学校的这样一种做法，即用无边无际的、九分无用，一分歪曲了的知识来充塞青年的头脑——只有了解人类创造的一切财富以丰富自己的头脑，才能成为共产主义者”。[7]这样，一方面批判“旧学校充塞着阶级的精神——这种学校的每一句话，都是为资产阶级伪造的。”另一方面又说，“必须从旧学校汲取好的东西”。表面看来，似乎是自相矛盾的。然而，正是这个看似自相矛盾的思想，隐含着苏维埃建设新学校的极其重要的意义。可以说，这是列宁对于阶级社会的矛盾性及其学校与文化本身所具有的矛盾性的深刻洞察所带来的。在对资产阶级起作用的知识中，隐含着也对劳动者起作用的知识，两者在性质上有所区别，但不是完全割裂的。否定资产阶级文化、非难旧学校是容易的；非难并丢弃同实践生活脱节的教科书是简单的。然而建设怎样的学校、编制怎样的教科书却是摆在苏维埃政权面前的一个难题。列宁设想这个问题的复杂性时说：“无产阶级文化并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无产阶级文化应当是人类在资本主义社会、地主社会和官僚社会压迫下创造出来的全部知识合乎规律的发展。”[8]这就是说，新的无产阶级文化是从与旧的资产阶级文化的对立与斗争中确立起来的。这种文化之间的对立与斗争是跟生活中的斗争不可分割的。因此，当列宁倡导学校与生活相结合的时候，他强调：“训练、培养和教育要是只限于学校以内，而与沸腾的实际生活脱离，那我们是不会信赖的。我们的学校应当使人们在学习期间就成为铲除剥削者这一斗争的参加者”。[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