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G649.2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0717（2008）05-0082-06 在政府自上而下的“单轨”式权力筑到县衙门便停止的传统行政制度下，士绅教化构成了明清乡村教化的主导形式和核心内容。处于转型时期的明清社会的士绅教化并非是对前代教化精神“单向度”的延承。事实上，它在内化前代教化合理性因子的基础上又融入了明清时代的新质，是传统因素与时代特色相互作用而成的交融物。在新旧文化的冲突杂糅及社会转型未完成的背景下，明清时期的士绅教化生成了恪守与超越传统教化精神的二律背反的双重性格。明清士绅教化的双重性格，有力地解释了明清士绅教化图式嬗变的内外缘，集中体现了近代中国乡土社会变迁的轨迹，构成一个观察过渡性社会群体角色转型的深度历史透视点。 一、恪遵传统教化内核 明清士绅教化权力来源于官方赋权与自觉内生之间的博弈，是官方赋予士绅科举功名后在地方获得公共身份的产物。教化权力的来源机制直接塑构了教化图式，明清士绅教化权力的双重来源生成了士绅教化图式的一体两面——既有官方意识形态的一面，又有地方文化蕴意的一面。无论是中央还是地方，经宋明理学家改造后的儒学依然是其确定社会秩序与解释现象的价值依据和心理本原。这种上下一致遵从儒学的传统使得明清士绅教化赋有浓厚的儒学余韵。 具体来说，一方面，明清时期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萌芽已经给社会的经济生活和政治生活打上了某些烙印，但建立在小农业与家庭手工业顽强结合基础上的“超稳定”的宗法专制制度，尚未进入全面瓦解的阶段。这种“超稳定”的宗法专制制度与根深蒂固的小农经济为传统教化精神的延续创设了极好的温床。另一方面，传统教化精神在明清乡野民间的盛行，还在于其背后有科举功名的支撑。1896年，王筠说：“教子者当别出手眼，应对进退，事事教之，孝悌忠信，时时教之。讲书时常为之提倡正史此等事，使之印证，且兼资博洽矣。学问既深，坐待功名；进固可战，退有可守；不可疾想功名。”[1] 在科举制度未废的前提下，士绅乃至预备士绅并不以渐趋腐朽的传统教化为耻，反以为荣。正如张仲礼先生所言：“官学和整个科举制度旨在迫使绅士以及谋取地位的人沉湎于“科举生涯”，将他们的思想导入以纲常名教为重点的官方思想渠道中去。再由接受灌输的绅士将这些儒学原则印入民众的头脑中，目的便是造就一个满足于清朝统治和现存社会结构的清平世界[2](P221)。概言之，大传统与小传统均未发生根本异动为明清士绅教化提供了传统意义上的价值基础。由于所传递的文化尚未失去效用，所以传统教化理念依然在明清时期得到社会的尊重与推行。 1.伦常道德教育 《说文解字》释“教”义为：“上所施下所效也。”“化”：“教行也”。教化由此可引申为教行迁善之义，其主旨是以自然的方式、在尊重个人自由的基础上，促使人的精神的成长、发展和自我生成，它包含着精神培育和精神的自我创造相结合的意蕴，道德教育是其本真形态的内在规定性和应然诉求。同前代一脉相承，明清士绅教化的首要任务就是依照儒家伦理培养子弟及乡民的高尚德行。王士禛追忆其高祖泺川公教子时说：“公教诸子最严，家训云：所存者必皆道义之心，非道义之心，勿汝存也，制之而已矣。所行者必皆道义之事，非道义之事，勿汝行也，慎之而已矣。”士绅希望通过这些被刻于“厅事屏壁间”的家训勉励子弟自修德行[3]。姚舜牧在《药言》的开篇语就是：“孝悌忠信，礼义廉耻，此八字是八个柱子，有八柱始能成宇，有八字始克成人。”[4](P1) 与前代稍显不同的是，明清士绅教化更多地使用浅显易懂的文字表述族人需要遵守的规则，如歙县泽富王氏宗谱规定：“为子者必孝顺奉亲，为父者必慈祥而教子，为兄弟者必以友爱笃手足之情，为夫妇者必以恭敬尽宾对之礼。毋徇私乖义，毋逸游荒事，毋枉法犯宪，毋信妇言以间和气，毋削博弈以废光阴，毋耽酒色以乱德性。”[5] 此时，去抽象化的儒学伦理以具体的道德行为规范的形式进入了世俗生活世界。 明清时期儒学的世俗化或日常生活的德性化与朱熹密切相关。朱熹可能是继程颐之后，最自觉地将自己的思想世俗化、生活化，进而形成实际制度的一个学者。有学者指出，《朱子家礼》撰述的意义，“意在将日常生活中的重要环节，诸如出生、婚礼、丧葬以及祖先祭祀，都纳入儒学的领域之内”，并显示了“宋代理学家怎样试图在行为领域，而不仅是在思想领域占据主导地位”[6]。从徽州的方志、家谱看，朱熹对徽州的思想秩序和生活秩序的影响是非常广泛而深远的，朱熹所制定的《家礼》，是徽州各族“家典”、“族规”的蓝本。族人如果能够身体力行这些礼仪规范，那么就被认为是有德性的人并受到人们的敬重。再如，《余姚江南徐氏宗范》对于家庭伦常有以下规定：“伏靓太祖圣谕：孝顺父母，尊敬长上，务要子供子职，及时孝养，毋遗风木之悔。至如伯叔，去父母特一间耳。凡言动交结，俱宜礼，毋得简亵侮慢，以乖长幼之节。诂终故犯者，轻则槌之，重则呈官究罪。”[7](P271－274) 可见，此家规全面论述了家族成员需要遵守的日常行为规则，道德教化意蕴深刻浓厚。需指出的是，明清官方权力的介入虽然在某种程度上侵蚀了士绅教化的精神培育意蕴，但尚未解构士绅教化对道德诉求的本真形态。在士绅教化权力的笼罩下，一种从道德认知到道德实践的伦理道德同一性被逐渐建构起来，并奠定了中国人的日常生活世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