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德福 译 一、引论 教育的主题已使其具有传记倾向。教育在本质上是一种与影响、指导、引导、支持、帮助和激励的方式，或者说是一种与发展和抑制个人行为的形成有关的方式。“人生就是一所学校”（康门逊斯），“为生活而学习”（罗休），“成为一个有素养的人”（凯恩特），“把人类的发展当作自然的过程，当作我这代人和我自己的工作”（帕斯特洛基），“人类的教育……把自我与教育联系起来”（汉博特），“教育是一幅适于社会和人性发展的透视图”（斯佩伯尔切尔），以上是关于教育的最重要的口号中的一部分。通过这些可以发现，即使在其早期阶段，现代教育理论已将其注意力转向了个人经历，社会历史和教育之间的根本联系的研究上。可以明显地看出，现代教育理论已经涉及了自身与受教育者个人经历之间的联系，尽管这种联系还是勉强的、间接和部分的。形成这种势态有其本质原因：即教育的影响和个人活动之间的巨大时间距离；教育者与青少年在态度和观点上的差别等。尽管如此，这种联系的客观存在仍然令人感到惊奇。只是在20世纪70年代末期才开始有人注意到在德国教育理论中注重早期个人经历的倾向，虽然从那时起这种倾向在日益明显，并且渗透到不同的领域，且以多种方式与其结合，以至产生一个以总结与研究个人传记为基础的新的教育理论。约更·海林生这个在教育理论中以注重传记而推动该理论发展的人应该受到世人的感谢。在1962年出版的《传记文学与教育理论》这样具有开拓性的文章中，以传记描述的形式指出其三个方面的重要性：即传记文学作为教育理论的源泉，作为影响未来的教育模式，作为教育意图实现的媒介。同时，对这种分类的研究也日益深入。在这种情况下，为了研究进一步深入，给这些观点命名是很重要的。在教育研究中有众多的方法与个人经历相联系。在很大程度上，这些联系本身并不重要。个人经历材料作为原材料，个人经历观点作为获得数据的一种方法，个人经历方法作为一个途径，个人经历范围作为分析的工具，都被以各种方式运用在教育研究的各个领域。然而，人们的兴趣更直接地集中在物质上而非以上所述的自传上。另一方面，那些在自传结构和事实上能够被了解的理论方法并没有得到广泛传播，且其中一部分还仅是纲领性草稿而非成形的理论。但是如果我们不考虑这个辅助作用和纲领性草稿，我们将会犯错误。因此，我的调查可分为两部分。首先，我将给出传记倾向的各方面描述以作为在教育理论各领域的辅助手段。其次我将给出狭义上解决具有传记倾向的教育理论的方法，在这种方法中，个人简历即生活，自传体展现和形成的是理论所致力的中心论题。总之，我的调查是典型的，我将在每一事件中限定几个重要的观点和几个具有代表性的侧面。在此调查范围内没必要完整解释传记文学，本文的目的在于探讨在教育研究的不同领域中出现的传记倾向。根据不同种类辅助材料，传记素材，传记过程及传记类型。能够把这些辅助关系细分成个人经历和传记研究。但是这样一个过程往往会掩盖历史的联系以及材料的内容和特定的问题。所以我将根据教育理论研究的领域细分这一部分。与传记相关元素的特殊意义只在涉及某一问题时作为一种辅助手段而加以利用。 二、在教育史研究中的传记倾向 在教育编年史领域，自传体的描述一直是被用来作为阐明历史环境与发展脉络的手段，自传中包含了补充、区分构成我们已往知识和制度的各种信息，特别是在那些没有其他的形式记录的领域。当然出于教育研究之外的其他目的研究，也同样涉及到传记倾向：跨越巨大的时间距离对过去生活的回忆，对集体经历的严格检查，对历史运动和社会底层变化的认识等。 在教育史的研究中的传记倾向是随处可见的，例如在撰写一篇关于教育概念的文章时我们不仅要依靠有关理论资料而且也依靠各种个人资料，而这些资料一般地说符合传记的特点。教育理论方面的经典著作听传记，历史或系统的自我描述和教育家的教育实践，使得个人经历、历史上的辉煌成果和教育理论之间的联系愈发清晰。从对教育史的研究来说，传记体文章也偶尔作为原始资料被引用。在许多传记文学中仅或多或少地涉及主人公的学生时代，并且出版过几种汇编相应内容的刊物。或者邀请著名的作家来写关于他们学生时代的文章，或者收集关于学校和教师对有关人物的口头描述。但在多数情况下他们并非作为选集，系统的评价在这里遇到困难或遭到否定。首先，将传记文章作为原始资料，历史学家对此有所保留。认为这些资料是偶然的，不完善的，也不具有充分代表性。因为对于一个人来说，中学阶段具有很大的局限性，而对我来说，更重要的似乎是到目前为止，我们还缺乏统一的认识，缺乏能对这些自传文章的内容做出公证评价的标准。此外，在公立学校中，有一种普遍情况，即兴趣一般集中在一些基本方面。例如学校的功能、组织、课程和师资来源，教师和学生的数量等，并且许多更具有综合性的资料能够通过其它各种文献来轻易得到，因此，自传体文章仅被以举例说明的方式加以运用。然而，这种普遍的情况正从两个方面得到重新评价：一方面，从社会历史研究和记录童年史的方向进行尝试。由于儿童时期资料积累较差。因此，在此范围内的正式材料非常稀少，并且这些正式材料仅告诉我们很少一些关于相互影响的模式和教育实践的情况，历史学家在这方面依靠其他方面的资料来源，其中包括个别人的自传，同时，综合性材料还可以从许多文学选集中得到。一些儿童时期社会历史记录的初步倾向和传记体文章的系统评价表明了传记倾向是怎样帮助了社会历史的研究和演变的。 通过发生在美国、大不列颠、法国、意大利和第三世界，且从20世纪70年代后期影响德意志联邦共和国的一些历史运动。使得在自传体记叙文和传记体文章上的兴趣更加高涨，尤其是解决了记叙这种运动的技巧的发展，但问题是这种兴趣的高涨与技巧的发展或缺乏必然性或缺乏代表性，或两者兼而有之。而这些问题是评价自传体文章不能避开的。但是，新技术的采用并不仅仅引起材料来源情况的改善，它也使系统地捕捉区分问题和典型现象成为可能，例如对某一农村地区，对一个中国村庄，一个墨西哥家庭，或者是一些职业教育者的经历和态度，或者对当代教育的影响，涉及特定历史条件的挑战与威胁，纳粹对政权的夺取，或者是如一群正在向以色列移民作准备的犹太少年所过的集体生活的出现等。促使在教育史研究中兴趣集中在传记材料。另一重要因素来自于第三个方面，即反对在教育上对统治阶级的指责，在1983年卡塔莉娜鲁茨克奇建议完善教育理论的历史，依她的观点，教育史通过被教育者的历史而被记录下来，作为被教育的这一历史将不得不主要基于自传、成熟的传记和访问录。同年她出版了许多文集以阐明其观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