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 本文指出，效益导向型教育是一种崭新的教育模式，它以教育效益为最高范畴和绝对规律，以效益作为教育领域一切活动的唯一判据，以实现和提高教育效益作为全部教育工作的中心任务。效益导向型教育是人们的教育行为理性化和实效化的根本要求和反映，它追求的是最深刻而普遍的社会效益性质与最佳的效益比率的统一。我国今后的教育改革应致力于实现由素质教育向效益导向型教育的转变。 近几年来，我国教育工作者在思考教育改革和发展方向的过程中提出了素质教育的模式，主张教育应实现由应试教育向素质教育的转变，视素质教育为改革的理想目标模式和突破口。然而素质教育是否已经抓住教育的根本？是否能成为理想的目标模式？是否能起到教育改革的枢纽作用？笔者认为这一问题关系到教育改革的根本性质和方向，务必加以认真深入的探讨。诚然，教育应注重学生素质的提高，然而追求素质只是教育的一个基本的但并非最重要的和完全自足的属性和工作目标。相比之下，追求价值和效益是教育的更深层的、根本的属性和工作目标。为此笔者提出效益导向型教育作为教育改革的新目标模式。 一、效益导向型教育的依据 效益导向型教育并非经济学输入教育学的“舶来品”，而是人们的教育行为追求合理性和有效性的反映；同时有着许多极其重要的理论和实践的依据。首先，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一贯认为，任何工作，包括教育工作，都要讲求效益。马克思指出，共产主义“从一开始就是现实的和直接追求实效的”[1]，科学化的实效是改造社会的重要指标。“真正的经济——节约——是劳动时间的节约（生产费用的最低限度——和降到最低限度），而这种节约就等于发展生产力。”“一切经济最后都归结为时间经济”[2]。物质资源和人力资源都是在时间之流中配置和利用的，抓住时间的节约就统摄了方方面面的效益。恩格斯指出：“价值是生产费用对效用的关系。价值首先是用来解决某种物品是否应该生产的问题，即这种物品的效用是否能抵偿生产费用的问题。”[3]生产费用即活劳动消耗和物化劳动消耗，效用即符合社会需要的产品，价值问题即是效益问题。毛泽东指出：“中国一切政党的政策及其实践在中国人民中所表现的作用的好坏、大小，归根结底，看它对于中国人民的生产力的发展是否有帮助及其帮助的大小，看它是束缚生产力的，还是解放生产力的。”[4]所谓解放生产力就是要以最小的劳动费用，获得最大的效用。“什么事情都应当执行勤俭的原则。这就是节约的原则”。[5]“价值法则是一个伟大的学校，只有利用它，……才可能建成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马克思主义认为任何工作都要注重实效、实绩、实践的结果和发展需要，讲求效益的综合性、时效性、最优化，坚决反对理论脱离实际，只重动机不重效果，“只问耕耘不问收获”的错误倾向。其次，从宏观历史学角度看，现代文化的比较研究表明，追求合理性(rationality)和有效性(effectiveness)对社会发展起决定性作用。马克斯·韦伯曾通过对东西方社会的多方面比较研究，认定社会生活的理性化和实效化对社会发展道路有极其重要的影响，从而对教育发展亦有极为重要的影响。再者，从价值论角度看，人类实践活动以不断追求价值实现和增殖为动力。人类活动遵循两大原则，真理原则和价值原则。真理原则是指在意识和行为中追求真理，服从真理和执行真理；价值原则是指人的意识和行为包含主体需要，追求价值，注重效益。价值原则体现强烈的主体性和目的性，它要求人们的思想和行动都要最大限度地保证人的社会需要和利益，寻求人在自然界面前的主动地位，寻求人的活动方式的最优化和最佳效益、效率，寻求实效的丰富性、全面性和持久性等等。我国著名经济学家孙冶方认为，千规律，万规律，价值规律第一条。人们做任何工作都应该尊重价值规律。价值规律在教育领域的作用要求人们讲求效益。第四，资源的稀缺性要求教育工作者讲求效益。资源稀缺是生活中的基本的和重要的事实：“人力资源和非人力资源的数量都是有限的；使用这些资源，最好的技术知识所能生产出来的每一种物品也都有个有限的最大数量。”[6]因此，经济活动要求在稀缺的或有限的资源（资料）中间进行选择以求达到最好的目标（成果）。分配和使用资源是理性所要完成的任务。计划和市场都是追求合理性、有效性，消除不确定性，实现资源最优配置和使用优化的机制。第五，从信息论角度看，一个系统只有不断地取得信息的反馈，才能不断地提高效能。教育系统只有不断地知晓活动的结果和成效，才能不断地演化和进步。教育评价是检验教育过程中教育方针是否得到贯彻，教育目标是否得到实现的手段，没有科学的有效的教育评价制度，就很难确立正确的教育价值观，也就很难客观公正地评估教育产业的社会效益。而教育评价标准是选择素质还是选择效率、效益，会体现极为不同的导向作用。以素质为标准的缺陷是抓住了质量、素质、效率的“事实”层面，忽视了相应的“伦理学”层面。所谓效率高，是指一定的投入有较多的产出或一定的产出只需要较少的投入，但是效率还隐含着四种伦理学意义：第一，如果教育产品对社会和个人有害，不生产这些产品，效率不更高吗？例如学校不向社会输出违法乱纪、道德败坏的人；第二，如果教育产品不为社会所需，产品又有什么效率可言呢？不生产这些产品不更好吗？例如学校避免毕业即失业，所学无所用的现象的发生；第三，投入某一种资源，由于产出的不同和对产出的社会需要程度不同，选择生产不同产品会造成不同效率。学校应选择最佳的产出组合；第四，尽管产出是一样的，但由于资源的稀缺程度不同，不利用这些资源投入而利用另一些资源投入，效率却不一样。学校应选择最佳的投入组合。 从教育实践方面看，效益导向型教育有如下一些根据。首先，我国长期以来教育投入不足、经费短缺的现实要求格外讲求投资效益。教育发展取决于教育的要素投入和要素投入的生产率两个因素。投入不足更加要求提高投入的生产率来消解投入不足的矛盾，增加总产出。我国公共教育经费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例一直低于同等经济条件下的国际平均水平，低于我国的经济供给能力，低于教育发展的实际需要。如我国1988年教育实际投资仅为321多亿元，短缺数量达700多亿元，缺口很大。而在短期内，教育投入不足的矛盾又难以从根本上得到缓解。其次，我国教育投资效益低，严重制约了教育的发展，对这方面的后果人们往往估计不足或听之任之，因此更有必要从战略高度重新认识提高教育效益的重大意义。我国教育投资效益低的主要表现是：教育需求盲目膨胀，教育预算约束软化；教育行为福利化；教育工作不计成本，不讲效益；教育资源主要通过计划集中管理，削弱了资源的优化配置和利用；因社会腐败因素侵入，教育办大社会和管理不善造成资源浪费；教师超编，教育设施、设备闲置；布局分散，规模效益低；教育结构低重心、大落差、非均衡；教育存在非正常波动等等。解决这些方面的问题是教育发展的当务之急。再次，国际教育竞争的中心已由教育数量转向教育质量和效益。当代国与国之间的综合国力的竞争的基础在于教育的竞争。日本与德国成为超级大国，与它们具有一流的、高质量和高效益的教育密不可分。即便教育数量庞大，倘若质量低劣、效益低下，何来竞争力呢？目前教育的深刻危机不在数量，而在质量和效益。美国人疾呼“国家在危急中，教育改革势在必行”，这是因为美国的教育质量和效益下降了，“教育基础被一股日益增涨的平庸潮流所侵蚀”[7]，“别国正在赶上和超过我们的教育成就。”诚如波特教授指出的，今后世界教育的发展将转向侧重于注重质量和效益的提高，数量发展将不成为主要特征。 二、效益导向型教育的实质 效益导向型教育作为一种新型的教育模式，是以教育效益为最高范畴和绝对规律的教育形态，其实质是以效益作为教育领域一切活动的唯一依据，以实现和提高教育效益作为全部教育工作的中心任务。 教育效益的质和量是有层次地、具体地统一的。教育所产生的宏观的社会效益、经济效益、政治效益、文化效益，以及微观的生产效益、管理效益、道德效益、社会心理效益等等，是不同层次上不同质的效益。每一种效益都有一种量上的优化形态，即“最佳效益”，或所获得的效益成果与付出之间可能的最高比值。效益导向型教育追求的是最深刻而普遍的社会效益性质与最佳的效益比率的统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