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老师，您好！据我所知，您是政治学出身，又是国内较早涉入“三农”问题研究的专家。在“三农”问题越来越受到社会各界的重视、“三农”研究渐成“显学”的今天，我想借此机会首先听听您当时是怎样进入“三农”问题研究领域的。 ●如果要说我是政治学出身的话，更确切地说可能是马克思主义政治学出身。当时国内的政治学经典著作就是马列经典，没有像你们现在那么多的政治学著作可阅读。阅读马列主义经典著作的学术训练，可以说奠定了我以后独立思考并从事政治学研究特别是中国政治研究的学术基础。 我经历了五年“下乡”，当了三年工人后，于1978年考上大学，1982年留校工作，开始从事社会科学研究。如果说我们这代人经历了“文革”的不幸的话，我们开始学术研究则刚好乘上了“改革”的东风。同当时的大多数学人一样，我也曾为改革开放后理论的活跃和思想的奔放而兴奋不已。但是，随着学习和研究的深入，我的心中逐渐生出些许遗憾。一是人们较多地沉浸于外来文化的吸收和借用，而对我们自己脚下的大地关注较少；二是在层出不穷的新观点、新提法中夹杂着浓厚的浮躁之气，理论研究缺乏深入的事实依据。 特别是就政治学而言，中国长期处于有政治而无政治学的状态。新中国的政治学的真正建立是改革开放以后的事情。即使这样，20世纪80年代末的政治风波对于中国政治学却也带来了巨大冲击。在政治学陷入低谷之时，也促使着一些政治学者开始反思以往的“殿堂”政治和注解性的政治学研究，并试图寻求政治学研究的新进路。在1991年，我发表一篇文章，题目是《重心下沉：90年代学术新趋向》，认为80年代的政治学研究主要集中于国家上层，而对于社会基层问题缺乏应有的关注。其中的一个重要原因是，80年代正处于传统与未来的交汇处，对历史的轻率否定和对未来的超前追求常常将人们的思维定位于“应该怎样”的价值判断层面。这种“应该怎样”的理想主义倾向能激发起人们的热情，却也容易滑向大而不当、脱离客观实际的思维误区。进入90年代之后，学术研究应该更多地由国家自上而下延伸，从简单地定论“应该怎样”转向重视“是怎样”，强调思维的具体、精致和客观性。我1992年出版的著作《非均衡的中国政治：城市与乡村比较》就试图提出并解答这样一个问题：为什么中国上层政治不断地变动，而社会并没有发生结构上的变革？为解决此问题，在书中我提出新的分析框架，即将政治分为两个层面：一是以国家权力为中心的上层政治；一是与基层社会相关的基层政治，并认为后者更具有基础性和决定性意义。由此也将自己的研究视角调整到基层社会，特别是长期以来与城市发展有巨大差距的农村社会。而20世纪90年代开始在农村出现的村民自治就为我的“三农”问题研究提供了直接契机。 ○良好的开端是成功的一半，另一半可能是选准了学术研究方向之后能持续不断地做下去。从您进入“三农”问题研究的逻辑中，我已经隐约体会到了您对中国政治学研究的主要贡献：以村民自治为窗口，将实证研究方法引入中国政治学研究；以“三农”问题研究达到对“基础性政治社会”变迁的认识和研究，拓展了政治学的研究领域。如果是这样的话，您能不能详细谈一谈您的政治学研究的学术历程？ ●坦率地讲，我的政治学研究在研究方法和研究对象方面经历了一个由不自觉到自觉探讨的过程，并不是一开始就有一个现成的思路。 1992年之后，我与同事们共同从事农村基层调查和研究，注意到实证经验在政治学研究中的重要性，并围绕村民自治进行了数年的田野调查。随着村民自治研究，实证调查作为一门方法不自觉地被应用到政治学研究领域。对于村民自治的研究集中体现在我所在的学术团队所策划的“村治书系”中，共计十部著作。1998年，承蒙湖北省相关部门的支持，我出版了一部自选集，自选集收录了90年代以来的主要论文，其中相当一部分是个案性经验研究。包括在我的博士论文基础上成书的《中国农村村民自治：制度与运作》的第二部分也属于此类研究。该书是在上述研究的基础上进一步延续和伸展，专题性和实证性更强。这一时段的研究主要是为了深度挖掘、认识个案，探讨村民自治的产生、适应、实际运转与调适等方面。因为全国村民自治的发展进程不一，运行效果也有很大差别，所以，个案研究还是比较适合的。 在村民自治的研究中，我们逐渐认识到，以村民自治为先导的农村改革其实标志着基层政治社会领域的重大变革，也标志着中国乡村治理体制的更替。所以，随着村民自治研究的深入，由村民自治引入的乡村治理研究开始兴起，这一方面说明村民自治研究的拓展和提升，也说明了基层政治研究的政治学研究对象的回归和深化。这一阶段的成果主要体现为我所在的学术团队策划出版的“乡村治理书系”。我的第二本论文集《乡村治理与中国政治》、我与徐增阳合著的《流动中的乡村治理——对农民流动的政治社会学分析》就是这个书系中的两本，均可以概括为对乡村治理的研究。如果说我们于80年代中期开始的乡村政治研究尚带有一些不自觉色彩的话，那么，“乡村治理书系”的出版标志着我们的研究步入到自觉状态。这是因为，我们逐渐地认识到，随着现代化建设的深入，中国乡村政治社会正在发生结构性的历史变迁。市场化、民主化进程在乡村田野首先取得重大进展，乡村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均发生重大变化。特别是以大众参与为主要特征的村民自治，为中国的乡村社会以及基层政权注入了前所未有的现代民主因素。这一政治实践经验显然与以城市和市民为先导的西方现代民主化进程有很大不同。更为重要的是，它昭示着中国的政治学研究不能只是简单借用在西方经验基础上生成的理论来阐释中国政治，而应该从中国政治实践出发，在富有创造性的实践经验中寻找理论的源泉。二十多年的田野调查，使我对这一点体会得尤为深刻。我认为，这一研究思路应该上升为政治学研究的重要方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