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D0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6002（2009）05－0009－04 判断理论和行动理论、世界理论，构成了汉娜·阿伦特（Hannah Arendt）政治思想的三大组成部分。探讨阿伦特的判断理论，对于把握阿伦特政治思想的全貌及要旨具有十分重要的理论意义。西方学者对阿伦特判断理论的“经典”解读，以英国学者罗纳德·贝纳（Ronald Beiner）为代表。他们认为，阿伦特晚年关于“心灵生活”的思考、关于判断理论的阐发，体现了她的“哲学回归”。这一解读在西方阿伦特研究界影响颇大，也得到了国内若干学者的赞同。 笔者认为，贝纳等人对阿伦特判断理论的解读颇成问题，这主要缘于他们未能把阿伦特的判断理论与她毕生的政治关怀结合起来予以考虑，未能准确地把握阿伦特所提出的判断理论的实质和意图，从而掩盖了阿伦特晚年著述的真正意义。事实上，阿伦特的判断理论体现了她对政治的心灵之维的根本理解，可以说是她长期进行政治思考的产物，而非她最后几年思想上的突变。阿伦特并不是要“由政治而回归哲学”，而是试图阐明政治的心灵之维——即“如何政治地思考（how to think politically）”这一问题。阿伦特的判断理论，本质上是一种关于政治判断的理论，我们需要对这一理论进行合乎阿伦特真实意图的阐释。 一、阿伦特判断理论的缘起 阿伦特对判断问题的关注可以追溯到她对极权主义的研究。在《极权主义的起源》中她已经论及极权主义运动中，知识精英的反叛、暴民（mob）与精英的一度联手等现象，指出知识界缺乏政治判断能力，在一定程度上为极权主义运动的兴起推波助澜。在论述20世纪大众（mass）的特点时，她也指出他们缺乏判断力，最易受到蛊惑，不能进行独立思考，等等。尽管阿伦特认识到黑暗时代个人独立思考、凭良心进行抗争的可能，就如她在《黑暗时代的人们》中所揭示的那样，然而，极权主义的总体特征还是无思无想，极权政体的行动原则不是其他，而是意识形态。极权主义恐怖在于意识形态笼罩一切成员之头脑，并充分渗透至包括自然科学在内的一切领域。此时，政治判断既不可能，也不必要，独立的思考不仅危险，而且多余。在此意义上，极权主义与独立思考与判断是格格不入的。阿伦特对极权主义的剖析从侧面表达了政治判断与思考对于健康美好的政治生活之重要。而对这一主题进行直接阐述的，则是阿伦特著名的，备受争议的，关于艾希曼审判的报道。 阿道尔夫·艾希曼（Adolf Eichmann）是纳粹时期的一名特工，在大规模屠杀犹太人的行动中扮演了主要执行者的角色，“二战”结束后曾逃亡多年，后来被以色列特工拘捕，并运往耶路撒冷接受审判。阿伦特曾作为《纽约人》杂志的特派记者前往旁听，并写了长篇报道。对艾希曼审判所涉及的诸多法律争议，阿伦特皆作了讨论，但此处与我们有关的只是，艾希曼何以能犯下如此骇人听闻的罪行？阿伦特指出，艾希曼审判告诉我们一个教训：恶的平常（the banality of evil）。阿伦特的这一论断“一石激起千层浪”，因为“恶的平常”这一说法的背后勾画出的是与常人想象中完全不同的图景。魔鬼似的纳粹，在她笔下成了庶民，无辜的犹太人成了同案犯。阿伦特之意，大屠杀所涉及的问题之深刻性，在于它不是传统道德上的善与恶、正与邪、罪与无辜之间的对立，而是清浊合流，善恶不分。艾希曼的平常几近庸碌，其实是极权主义统治之下的人的普遍特征。艾希曼不是心机恶毒之人，而是一个寻常的人。他是一个当局政权下的良民，一个合格的丈夫和父亲，一个渴望晋升的普通官僚。他之所以犯罪，乃是由于他缺乏区分对错的判断力。阿伦特的结论就是，正是此种“平常”造成了极权主义之“恶”。 阿伦特关于“恶的平常”这一论断背后所提出的问题，也是后来左右她的政治思考的一个主要问题：人的思维能力在政治中居于何种地位？人的思考能力、意志力、判断力在政治中起何种作用？显然，在关于艾希曼审判的论述中，阿伦特所说的“判断力”是在不严格的意义上使用的。与阿伦特后来所作的思考、意志与判断的区分相比，阿伦特在这里所提及的判断力，乃是与思想、意志交织在一起的。故而阿伦特说“缺乏判断”与“不能思考”是同一个含义。这促使阿伦特进一步关注“思考”与“区分善恶的判断力”之间的关系。 二、阿伦特判断理论的实质 讨论阿伦特的判断理论，必须从阿伦特对康德政治哲学独辟蹊径的解读开始。阿伦特既不是从康德的《实践理性批判》中去看其政治哲学，也不是从康德晚年的政治论文中去寻找，而是集中关注于他的《判断力批判》第一卷中的“审美判断力批判”。 阿伦特颇具创意地指出，康德的《判断力批判》一般皆被作为美学论著来阅读，殊不知它精彩地表达了康德政治思想最核心的部分。康德的哲学关注“我知道什么”、“我应该做什么”、“我能希望什么”三大根本问题。其实，这些问题都指向一个更为根本的问题，即人是什么。在阿伦特看来，康德对人的关注集中体现为对政治的关注。他为人们提供了一种未曾直接写出的政治哲学。康德论人、论美、论判断，也就是论政治哲学。并且，康德的伟大在于他以批判的立场站在西方政治哲学传统之外。在康德那里，柏拉图式的哲学家对政治的敌意荡然无存，所以阿伦特说：康德是传统政治哲学中的“一个例外”。阿伦特指出，在康德那里哲学家不是生活在天上，而是生活在常人之中，作为常人之一员而存在，哲人纵然可以置身于事外，但是其著作应当能被他人理解。据说康德曾对自己著作的不易阅读深表歉意，在康德那里，理性是指公开运用的理性，它提供的是与其听众交流的可能性。依阿伦特之分析，康德曾试图通过实践理性为政治提供道德基础，然而实践理性以绝对命令的语言和逻辑，教人如此行事，本质上是从普遍规则推导出个人当下的行动，虽然是法与道德的基础，然而其性质却不是政治的。实践理性所要求的是个人内心的一致，即个人的行为得到良心的同意，而政治思考则是个人寻求得到他人的同意。这也是政治判断不同于道德判断之所在。事实上，政治判断与审美判断在性质上是相同的。阿伦特盛赞康德的审美判断理论道出了政治判断之实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