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的论题涉及三个基本概念，即当代中国政府体系、当代中国政府体系的政治和当代中国政府体系与政治的研究法。所谓当代中国政府体系与当代中国政府不是同一概念。当代中国政府体系是指人民民主专政体系，或者说由履行、实现人民民主专政职能的当代中国所有的组织系统构成。当代中国政府体系是对上述所有组织系统、各组织系统内部以及它们之间的相互关系和共同的意识形态的抽象概括（注：详细讨论，参见陈红太《当代中国政府体系》，华文出版社2001年版，第24～25页。）。 所谓当代中国政府体系的政治与当代中国政治也不是同一概念。当代中国政府体系的政治是指当代中国政府体系履行或实现人民民主专政职能的行为过程。确切地说，包括政府体系内的行为过程和政府体系对其他社会体系如市场体系、社会体系或国际各体系的行为过程（注：参见《当代中国政府体系》，华文出版社2001年版，第25～30页。）。所谓当代中国政府体系与政治的研究法是指研究当代中国政府体系与政治的对象、内容和方法，而不是指作为一般性使用的研究途径和研究技术（注：关于政治学一般方法、研究途径和研究技术的概括性讨论，参见王沪宁《政治学研究方法》，《中国大百科全书·政治学卷》，第508～510页；陈振明主编《政治学——概念、理论和方法》第三章，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78～102页。）。换言之，当代中国政府体系与政治的研究法是指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从当代中国政府体系与政治实际出发，基于对当代中国政府体系与政治内涵或研究对象的相对理解，基于自身能力和条件，上述因素综合作用于当代中国政府体系与政治研究过程中而形成的方法论体系。当代中国政府体系与政治研究法主要回答“当代中国政府体系与政治研究什么、怎么研究”这两大核心问题。 一 什么是当代中国政府体系与政治的研究对象？从近20年我国当代中国政府体系与政治的研究成果来看，学者们对这个问题尚未达成基本的共只。分歧主要源于对“政府”与“政治”这两个基本概念的理解或认识上。 从法定的涵义上说，1949年到1954年的中国政府是议行合一的广义的政府，而从1954年第一部宪法颁布至今的中国政府则指国家权力机关的执行机关、国家行政机关。在政府内涵上，研究者存在困惑的问题是，当代中国的政府既是人民代表大会权力机关的执行机关，从根本原则上还要接受执政党的领导，同时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又是国有经济组织和事业单位的直接管理机关。研究当代中国的政府组织、职能、意识形态和行为过程离不开执政党、人民代表大会和社会的经济组织、事业单位。当代中国政府研究对象的这种关联性，使得当代中国政府研究均把执政党、人大以及国有经济组织、事业单位纳入自己的研究体系。因为不这样做，事实上单纯地研究政府行为是搞不清楚的。这也就是当代中国政府与执政党、经济组织、事业单位一体化，以及这些组织行为一元化对当代中国政府研究者的制约。基于上述客观实际，在研究者的著述中或把执政党纳入政府研究的内涵（注：参见王敬松《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与政治》，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5年版。），或把经济组织、事业单位也纳入政府研究的内涵（注：参见朱光磊《当代中国政府过程》，天津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还有学者把人大、政协以及人民团体、民主党派统统纳入政府研究的内涵（注：参见胡伟《政府过程》，浙江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西方学术界通常所说的政府或指公共权力机关的总称，或指公共权力机关中的行政机关（注：参见邓正来主编《布莱克维尔政治学百科全书》，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295～296页。）。而政府政治也就是指围绕上述公共权力机关开展的公共事务活动。而在人民民主专政的当代中国则不同。公共权力的实际执行者不限于国家机构，而是一个政治组织构成的体系，其中共产党是这个体系中的领导核心。所以，当代中国政府与政治的研究就应该从当代中国政府与政治的实际出发，抽象和概括出符合当代中国国情的政府与政治的概念。“当代中国政府体系”的概念就是基于上述考虑提出来的。 什么是当代中国政府体系与政治中的“政治”（注：参见《中国大百科全书·政治学卷》，第482页。）？由于人们对“政治”内涵理解上的分歧，从而在这个问题上很难达成共识。关于政治概念的理解或认识问题，实质上存在这样一个理论假定，即是否承认有—个可以概括或抽象出人类迄今为止的一切政治现象的政治概念。人类基于不同环境或区域经济文化形成的不同的政治历史或传统，从今天所能达到的认识看，仅东西方的政治就有质的不同，而不同历史阶段的政治内容更是千差万别。政治的内涵是历史的、具体的，并且是有主体限定的。一般我们可以较准确地概括某某社会、某某国家、某某时空条件下的某某政治的内涵，但我们难以用一句话或一个定义把古今中外一切政治的实质或内涵都揭示出来。人类的智慧虽然已经对政治的内涵，做出了这样或那样的抽象和概括，但随着人们对政治历史认识的深化和现实政治实践的发展，这些抽象和概括会经常不断地变换内容。事实上，政治现象的个性与共性的统一虽然为我们探索政治的共性提供了一个乐观的前景，但对政治共性的理解的探索必将伴随人类社会的始终。 在当代中国政府体系与政治的研究内容方面，尽管学者们做了诸多努力和探索，但就目前已出版的论著而论，明显存在以下一些问题： 一是偏重于法定的国家组织的研究，而对其他社会政治组织缺乏研究或研究不够。在当代中国政府体系与政治中，正是这些非国家组织发挥着甚至比法定的国家组织更为重要的作用。其中中国共产党的各级组织至今仍在整合着当代中国政府体系的政治关系、政治意识，引导或决定着当代中国政府体系的政治进程。 二是偏重于制度或体制研究，而忽略了对主体状况、行为过程和意识文化的研究。20世纪80年代至90年代初出版的当代中国政府与政治的著作，大多仅限于制度描述或阐释层面。而对政府体系各组织系统各方面的状况、行为过程和意识文化状况缺乏实证分析或研究，即使对法定的制度、机构的沿革情况，也缺少跟踪研究或比较系统的全面的分析资料。实际上，研究具有明显人治特征、阶段性变革特征的当代中国政府体系与政治，不研究政府体系各主体的状况，尤其缺乏对主要政治人物的个性研究，缺乏对政府体系各主体实际关系结构和意识形态的研究，若想了解或认识当代中国政府体系与政治的真实状况，那是不可能的。时至今日，若想在研究中利用较为完整或系统的实证资料，仍无处可寻。在政治关系研究方面，虽然我们在党政关系、政企关系以及中央与地方关系等方面取得了诸多的成果，做了一些工作。但这些领域的研究仍显得很不系统。如我们更多地关注党与政府的关系、政府与企业的关系的研究，而对党与人大关系、党与司法机关的关系、党与军队之间的关系、党与经济组织和事业单位之间的关系、党内各负责人之间的关系、党与民主党派及人民团体的关系等，都缺乏深入、系统的研究。即使对中央与地方之间的关系，也主要限于中央与普通地方之间，而中央与民族自治地区，中央与港、澳、台地区，这些关系国家稳定、团结和统一的重大政治关系，我们也缺乏广泛深入的研究。又如对政治意识形态的研究，一般仅限于对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的研究，对实际作用于政治体系与政治过程的政治文化研究就少有人问津了。20世纪90年代末，在政府过程或政治形态研究方面陆续出版了几本专著，一些专门研究制度或体制的学者也正努力把研究规范与研究事实结合起来（注：参见谢庆奎等著《中国地方政府体制概论》(1998)，胡伟《政府过程》(1998)，浦兴祖《中华人民共和国政治制度》(1999)，林尚立《当代中国政治形态研究》(200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