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美国著名政治学家和社会学家利普塞特(Seymour Martin Lipset，1922-2006)一生撰写或与人合作编著了近五十部著作，发表论文五百余篇，而政治发展研究则是他一生学术研究的重心所在。在为他赢得世界性声誉的《政治人》一书1981年版的序言中，利氏宣称：“自从本书第一版问世以来的20年里，我一直在比较的和美国的双重视野之下，沉浸于政治发展的研究和写作。”[1]xxi贯串他一生著述的核心命题是，“在美国、乃至运用比较方法在整个世界背景下，(探讨)民主的条件、困境、动力机制、价值诉求和制度安排”[2]354，进而揭示实现稳定民主秩序的多元社会基础，即“使民主秩序得以存在的条件”，促进非民主制的国家建立和发展稳定的民主制度。作为政治发展研究的第一代学者，利普塞特运用数据模型的研究方法进行的经验和实证研究，是行为主义政治学方法论兴起后的常规方法[3]17-39。而他的独到之处在于，从政治社会学的维度，通过对人的政治性和政治的社会性的多维审视，建构了一套以阐述民主的基础条件为主题的政治发展理论。 一、经济发展：稳定民主的物质基础 利普塞特很早就注意到存在于稳定民主的政治体系与经济发展水平之间的内在关系[4]。当时的一些学者，如香侬(Lyle W.Shannon)，以数据模型揭示了他所谓的“自治政治实体”与“非自治政治实体”这两类国家之间经济发展上的差异[5]；多伊奇引入“城市化”、“识字率”、“人均收入”等变量，描述标示政治发展的“社会动员”过程[6]；而利氏从历史比较和国际比较的视角，以多重要素的经验数据佐证经济发展，揭示了经济发展水平与民主秩序的稳定程度之间的正相关关系，指出经济发展是政治发展亦即民主制确立并走向稳定的一个不可或缺的基础。这一研究为后续“现代化理论”和政治发展理论研究“开创了一个新论阈”，成为众多研究“基本的思考原点”和“重要的出发点”[7]93。 利氏的基本论证逻辑可简单勾勒。他选取两个基本研究区域：欧洲—英语国家和拉丁美洲国家作为研究对象；并将这两个区域的国家分为四类：欧洲—英语国家的稳定民主、不稳定民主独裁，以及拉丁美洲国家的民主与不稳定独裁、稳定的独裁。通过数十种数据指标比较分析，他发现，随着这些国家民主稳定程度降低，各国在社会财富、工业化、城市化、教育程度的发展程度上亦呈降低趋势；政治体系由稳定民主向独裁的递减类型，恰与各种经济发展的指标数据链之递减相吻合。据此，利氏认为经济发展与民主政体之间存在正相关关系[1]27-58。 自托克维尔、马克斯·韦伯以来，西方学者形成的共识是：稳定民主的社会生态涵盖着一系列复杂的政治、社会要素，这些要素包括特定的政治人人格、宽容的政治价值取向、居社会多数的中产阶级群体、自治的社会中间组织、中立的官僚系统、法治的规则系统等。利氏政治发展理论的贡献，是以更为复杂的分析视角论证了作为政治发展理想形态的稳定民主秩序，这种民主秩序与其说是单纯的民主制度与规则的有效运作，不如说是民主这样一种制度安排，能够与一个复杂的政治社会中各种其他要素相契合，从而形成一种稳定民主的政治社会生态。而经济发展之所以构成民主的社会基础，在于它为稳定民主的社会生态的形成创造基础性条件：促进了与民主的制度安排相关的各种政治、社会要素的形成。 利氏认为，理性的政治人人格、宽容的政治原则是在高的社会教育程度的前提下培育而成。社会财富的增多，贫富差距缩小，中产阶级的数量才能增加，从而扩大稳定民主的社会阶层的基础。“财富的水平同样会影响一个国家能够在他的公务人员与政治家中培植起普遍主义原则(竞争选举、无私从政)的成功程度。国家越是贫穷，越是强调裙带关系——亲戚和朋友的支持。普遍主义原则的薄弱将减少作为现代民主国家的一个条件的有效官僚政治成长起来的机会。”中立的官僚系统、法治的治理方式和自治的社会中间组织，也只有在教育充分发展、社会财富保障人们有充裕空闲时间的条件下才能充分繁荣起来[1]39-53。 二、价值、认同与合法性：稳定民主的政治文化基础 如果说，利普塞特对经济发展是政治发展的物质基础的理论阐释，将民主的政治过程与社会物质因素相联系；那么，利氏通过对与现代民主政治密切相关的社会心理因素的考察，阐释现代社会中稳定民主机制有效运作的政治文化基础，则从另一个维度揭示出政治发展的内在逻辑。 从政治文化的维度切入探讨政治发展的逻辑，相关的政治学家如派伊，以“世界文化”的概念阐明了政治现代化/政治发展的内在动因[8]8；英克尔斯阐述了作为政治发展先决条件的“个人现代性”[9]24-30；阿尔蒙德提出公民文化的概念[10]14。利普塞特则以更缜密的理论逻辑，将政治文化的内涵与稳定民主的有效运作联系起来，阐释了价值、认同和政治体系合法性对民主政体稳定性的基础性作用，揭示了稳定民主与政治文化的内在逻辑。 利普塞特认为，“所有的复杂社会都是以内部高度的紧张和冲突为特征的，所以制度和价值观一致对这些社会的生存来说是必要的条件”[11]1。通过对民主国家中政治人独特的价值模式进行比较分析，利氏区分出了四组呈两极对应的价值模式：(1)成就—归属型：以成就或是世袭的身份待人；(2)普遍主义—个殊主义：以普遍的标准或以个人关系处事；(3)具体、专一性—模糊、扩散性：以特定情境关系或是模糊感知的人格类型(如某一阶层)为前提待人接物；(4)平等主义—精英主义：认为所有人生而平等、有尊严或是认为那些处于精英地位的人更为尊贵。利氏认为，以上四组呈两极对应的价值模式中，以美国的价值模式最为典型，它强调成就、平等主义、普遍主义和具体—专一性，在这种价值体系中，冲突更为缓和，上层阶级能够容忍下层阶级的成就与自我提升；下层阶级则可以通过个人努力而无须通过革命改变自己的社会生存状况。因此，“这种价值变量的结合模式，功能上有利于稳定民主的运作”[12]516-51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