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想对阅读《如何理解政治》演讲文稿的中国读者说几句话。我感到自己对庞大的中国知之甚少。尽管我国的人口数本来就不小，可是中国的人口还是比我国多几倍，而且其历史也要比我国的历史古老无数倍。所以，我在写下这些文字的时候如果说不是审慎的话，那也是犹豫和忐忑的。 我的演讲《如何理解政治》在当时是对我的美国(即一个有着活跃的政治自治传统的国度)公民同胞讲的，也是对在不同程度上具有这一传统的西方自由民主国家讲的。除了这个政治传统以外，而且现在也同这个传统颇为分离的是，西方的民主国家都在共同致力于现代科学技术。曾经，亦即从乔治·华盛顿总统到托马斯·杰斐逊总统这一美国立国的时代，自由与科学被认为是不可分离的，它们互相促进、互为辅助：科学可以把人类从偏见和迷信中解放出来，而自由则可以培育出产生现代科学知识的自由探究。然而，在今天，这种合作解体了。科学想独自发展，完全不顾及它可能给自由带去的种种后果，因为人们认为，人类自由的好处是无法以科学的方式而为人们所知的。由于自由的强硬支持者注意到了这一事实，所以他们产生了这样一种担忧，即难道科学就不会——像其有助于人类解放那样——趋向于以一种对环境有害的方式(一如美国自由主义所担忧的那样)或以一种使人之尊严减退的方式(一如保守主义者所害怕的那样)而使人类受到束缚？在西方的其他地方，人们还目睹了更为令人震惊的对作为科学与自由之联姻的启蒙信仰的丧失。 在这种背景下，我想对现代政治科学观念讲几句不恭之词，因为这种观念认为政治乃是由收益所驱动的。如果现代政治科学观念认为政治的唯一目标就是满足自我利益的话，那么我认为，政治要比它设定的更高贵和更危险。自我利益乃是人们发明出来以使其得以在彼此平庸的基础上以和平方式加以满足的一种目标。但是政治却同远甚于收益的荣誉有关，亦即同与收益无关的荣誉有关。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要比现代政治科学家对这一点有更好的理解，而不论这些现代政治科学家是在其对启蒙充满信心的全盛期，还是在当下操心日常事务的退化过程之中。 特别需要指出的是，我在这一演讲中探讨了“精神”或“血气”(thumos)①这个观念，thumos使人用动物的非理性和人的高贵性来捍卫自己。对于古人而言，thumos就是科学，但对我们来说，它却是人文知识(humanities)——因为我们的现代科学不知道如何去处理或应对那种为了捍卫自己而拒绝为科学所知的材料。现代科学为这样一个显见的事实所困惑，即人拥有灵魂并因而认为自己比自然中的所有其他东西都拥有更多的尊严。我认为，现代科学唯有通过下述方式才能解开这一困惑，即首先向人文知识学习，然后尝试把它们结合到科学中去，但是这样的做法并不是以科学为条件也不是以科学方法为依凭的，而是以它从科学以外的知识中学到的而且是科学依凭自身所无从知道的东西为基础的。 在我最近到中国或者到上海的访问中，我形成了这样一种印象，即同拥有一种政治传统相比，中国更致力于科学。我在中国或上海演讲的背景不同于西方，但人性以及“人在其本性上是政治动物”这一点除外。有关自豪和荣誉的诉求在中国肯定是被唤醒了，而且中国的学者和学生也肯定明确认识到了现代政治科学(或者现代社会科学)在理解它们的时候所存在的不充分性。当今西方的政治科学因为强调因果关系而非自由(亦即特别关注稳定而非目的)而变得很适合于那些老迈且处于守势的、没有抱负或方向感的民族。显然，这种政治科学不能给中国以任何启示，所以我想向你们推荐某种更好的知识，当然它也是西方的知识，亦即现代西方所轻视的古典政治科学。我相信，与现代世界理解其自身相比较，这种古典政治科学能比它更好地理解现代世界。 一段时间以来，我们一直把政治科学视为当然，似乎不需要什么勇气就可以走出大学的校门去告诉其他人应该如何理解政治。就我的演讲而言，我的目的是以一种较为谦逊的方式指出如何理解政治，而不是如何实践政治。我在这里所讲的理解源于实践，而非真的源于大学，而且它也与勇气有着某种关联——勇气在大学里已不常见了，而且要在大学里得到理解，那就更是罕见之事了。 一个具有“勇气”的人会认为自己比他所是更重要。但是我们以什么方式来支持这样一种指责呢：他有多重要呀，亦即我们有多重要呀？这是政治中的核心问题。政治所关注的就是谁应当更重要的问题，亦即具有何种观念的何种党派的何种领导应当更重要的问题。政治假定，为获取重要性而展开的竞争本身就是重要的。在更宽泛的意义上讲，政治假定，人是重要的。 当今的政治科学回避了这个问题。这种情形乃是由哈罗德·拉斯韦尔(Harold D.Lasswell)在1936年出版的一本书的著名标题——《政治：谁在何时以何种方式得到什么？》(Politics：Who Gets What，When，How？)——促成的。这本书的重心在于你所得到的利益——获得什么，在什么时候获得以及以什么方式获得。然而，政治的重心却应当在于谁——亦即在于你认为你是谁而且你为什么重要到了足以应当得到你所获得的东西。对于这个问题，诗人和哲学家有自己的答案，或者说他们至少旨在解决这个问题，而科学却没有答案或不会这么做。政治科学无视重要性这个问题(the question of importance)，因为它立志以自然科学的方式成为科学，而自然科学则是真正的科学。科学真理是客观的，而且对任何人一视同仁；科学真理把对重要性的关注视作偏见(亦即真理的敌人)的一个渊源。科学中的个人可以要求奖项，国家也可以以他们为荣，但是这类认可却是外在于科学的，因为科学无论是在理论上还是在事实上都是一种集体性的亦即匿名的事业。于是，通过研究政治而应当对重要性(亦即对重要性的重要性)高度敏感的政治科学，为了达致普遍的命题，也旨在对具有各种名称的个别素材进行抽象概括。抽样调查就是个例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