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学良幼时虽出身于封建武人家庭，但在青少年时期，一方面耳闻目睹日本对中国的侵略和欺凌，另一方面又接受了美英等西方人士和郭松龄等进步人士的影响，故很早就产生了强烈的反日爱国思想。他本想当医生，但碍于父命，不得不做了军人。当时有人说，“练兵兴学”是当时中国的“两大要政”[1]。在二、三十年代，张学良虽以“练兵”为主，却又大力“兴学”。1925年6月，他（与郭松龄一道）创办了同泽中学；1928年3月创办了同泽女中；1928年8月，开始兼任东北大学校长，并先后向东北大学捐款现洋180万元；另捐500万元设立“汉卿教育基金”，以每年年息72万元补助辽宁省中小学教育；1929年初，开始在辽宁各县创办新民小学（计划创办73所，每所每年由张学良发给经常费2100元）。他还兴办了各种军事教育机关，等等。张学良如此热心教育主要出自他爱国爱乡之心，但与他对教育的远见卓识也大有关系。 教育系乎国本 在今天，各国当政者及世人，多已认识到教育与国家富强之间的关系，但在六、七十年以前的中国，对此有正确认识者却为数寥寥。可年青的张学良即为少许慧眼卓识者之一。1924年冬，年仅23岁的张学良在对北京大学师生的讲演中说：“中国唯一希望在青年，青年之根本在教育。”[2]1926年春，他在北京对国闻社记者谈话时说，他“以为铁路破坏，实业不兴，所害尚小，独此关系国脉之青年教育，放任冷淡，一至于此，实大不了。”[3]是年底，他在答复京师中小学教育维持会的复函中说：“教育系乎国本，而尤以中小学为教育入德之基。”[4]1930年12月，他在天津对国立第二工学院的师生们说：“中国在今日与外人相比，当然是落后国家，其最大原因，即在教育落后。”[5] 当时，张学良认为国家要富强，要“赶上先进国家”，必须“积极谋建设”，而“建设第一需要人才”，尤其是“工业建设人才”[6]。他对葫芦岛航警学校的师生也说过，“欲求发达，端赖人才”[7]。访欧归国后，1934年2月，他在致东北大学师生的电报中说：“余由欧观察，所得彼中者，教育印象至深，世界各国，生存竞争，无不以培养人才，阐明学术为根本方针”[8]，并且说，“非才无以救国，非学无以成才”，“在校得一真才，在国即多一救亡分子”[9]。可见，在张学良看来，无论是强国还是救国，都要靠大批的人才，而要有人才，非大力发展教育不可。因此，他不惜以重金办学。 培养实用人才 促成国家现代化 1928年底，东北实行易帜，从此，张学良主动放弃了他父亲张作霖长期坚持的武力争夺中央政权和争当国家首领的内战政策。张学良也反对学生立志做官或争做大人物。当时，留学欧美研习农业科学的专门人才，回国后大多“奔宦途作官”，不搞农业了，张学良对此颇不以为然。早在1926年11月，他即对南开大学东北同乡会的学生们说：“诸君在校读书，希望努力研究学业，不必学做大人物，须知大人物愈多，则国家愈乱。”[10]1928年9月，他对东北大学的学生们讲道：“我说现在中国需要人才，不是指大人物而言，恐怕大人物多了，不但国家不能富强，反倒要乱。……我说的人才，是指专门人才而言。他学的是工，就要作工，学的是农，就要作农。不要存着当官的心理。”[11] 张学良认为，教育“自当以适合现代潮流”为“标准”。他所说的“适合现代潮流”，用今天的话来说，就是要掌握具有国际先进水平的科学技术和文化知识。1933年3月，张学良出国访欧前夕，他曾对部下明确讲述了他办东北大学的目的，在于“培养实用人才，建设新东北，以促成国家现代化，消弥邻邦野心”[12]。为此，他以高薪聘请专家学者（其中有许多人曾留学欧美）任教，并购用列强先进的教学设备和外语原版课本，学校还设有工厂、实践室等用于实习的场所，以便让学生切实掌握高新科技和文化知识，成为建设现代化国家的专门人才。 保持人格 自律自强 张学良认为，应当从德、智、体、群、美五个方面对学生进行全面发展的教育。张学良历来重视体育，这是众所周知的事。张学良所兴办的学校，在校园建筑、学生着装和学校风纪等方面大多蕴含着美学教育。群育，讲的是个人与群体的关系，在今在看来，也是德育的一个方面。 将张学良1933年3月下野戒毒之前的表现与1934年初访欧归国之后的情形比较起来看，他从思想到身体，变化都很大，“前后判若两人”。正如他自己和别人所讲的，从前他“荒唐浪漫”，拖沓懒散，此后则洁身自津，勤奋刻苦。许多史料表明，归国后，他本人已下定决心为救国而献出自己的一切。他曾多次用“跳火坑”、“死里求生”、“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13]之类的话来自勉，也以这些话来教导学生。1936年初，他与中国共产党沟通之后，他的思想有了巨大的飞跃。他对学生德育的要求更高更严了。他说，东北学生应该“根本彻底的觉悟”，为了收复东北，应先吃苦，先牺牲，“做无名英雄”。1936年3月，他对东大学生说：“将来复兴民族使命，要使举国都企望在东北大学身上，学生要没有这种勇气，不必在东北大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