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是中国封建社会商品货币经济发展的高峰时期，货币流通呈现了丰富而复杂的内容。除货币流通的基本性质外（笔者另有专文论述），宋代货币流通还有一些显著的特点，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货币的沉淀；二是货币在各地区间分布的不平衡；三是货币需要量和流通量受生产季节性影响而表现的季节性变化，货币流通速度慢。了解这些特点有助于我们对宋代货币经济的全面理解，对认识宋代货币流通中出现的一些现象也很有意义。下面就对上述特点进行分别论述。 一、货币的沉淀 从宋代货币流通的渠道看，货币的集中是一个重要的规律，货币总是不断向商人、地主手中集中，形成流通中货币的集中和积累。这些积累起来的货币流向何处由商品经济发展水平，特别是商品生产发展水平决定。宋代的商业尽管已有较高程度的发展，但是商品生产还不发达，商业的发展仍然独立于生产之外，货币还没有与生产相结合而转化为生产资本，货币就只是单纯的购买手段，是单纯财富的象征。在商人、地主手中积累起来的货币，除用作商业资本和高利贷资本继续流通，或用于购买土地，或者只是用于消费外，其余则是被作为积累财富的方式加以贮藏，而不可能用作生产资本重新投入流通。“产品的商品性质越不发达，交换价值越是没有占领生产的全部广度和深度，货币就越是表现为真正的财富本身，表现为一般财富，而和财富在使用价值上的有限表现相对立。货币贮藏就是建立在这个基础上的。”〔1〕商品生产的不发达必然导致贮藏货币的发达。 袁采在《袁氏世范》中指出了宋代贮藏货币的风气，并对此持批评态度，他说：“人有兄弟子侄同居而私财独厚，虑有分析之患者，则买金银之属而深藏之，此为大患。若以百千金银计之，岁收必十千、十余年后所谓百千者我已取之，其分与者皆其息也，况百千又能息焉。用以典质营运三年而其息一倍，则所谓百千者我已取之，其分与者皆其息也，况又三年两倍，不知其多少，何为而藏之箧笥，不假此收息以利众也？”宋代贮藏货币不只是金银，也并不是单纯为避免所谓“分析之患”，袁采虽主张将货币用于流通生息，也仅只是用于“典质营运”，即投资于高利贷和商业活动，而没有指出应投资于生产以进行商品生产，这正说明了商品生产不发达对货币流通的影响，货币还没有成为资本，没有与生产相结合。 在商品生产发达的情况下，货币的拥有者为追求利润而将手中的货币投资于生产，而不会让货币停留在手中，他是资本的人格化，所执行的是资本的职能，而资本的最大特征就是不断地、最大限度地获取利润。但宋代商品经济还没有发展到这一程度，所以货币的贮藏就很发达，流通过程中所积累起来的货币并没有投资于生产，除用作商业和高利贷资本外，大量货币被贮藏起来。宋代货币贮藏十分流行，许多富人有库藏钱，称为“镇库钱”，这些货币一旦被贮藏则可能被埋藏于地下永无见天之日，或藏之库中至累世不用。这样的例子是很多的，如咸平县张士宁“尝蓄皇佑钱万贯，谓之镇库钱”〔2〕。 海州怀仁县杨六秀才妻刘氏家财十万贯，藏屋十间；青州麻员外“至富，号麻十万……其富三世，算其祖以钱十万镇库，而未尝用”。宋人议论说，“然则所谓富室大家者，所积之厚，其势可以比封君，而钱足以使鬼神，则于剥取之道，唯恐无间”〔3〕，全国各地都有一批挂牌的大富豪，青州麻氏不过其 中之一，“射利之豪，拥高赀，轨揖鳞差，而荷任者不得完短褐也，前日右姓有如青州之麻、龙门之李、寿春之王、大贾之焦西，与夫近世都下之孙、郭，此亦卓氏辈，何以异哉？天下此俦固不少矣”〔4〕， 这些大家经济力量雄厚，甚至连政府也要向他们借贷，“方关陕用兵，朝议贷在京民钱”〔5〕北宋政府曾向永兴大姓李氏借钱二十万贯，“后 与数人京官名目以偿之”〔6〕。南宋时期钱荒问题一直很严重， 但同时货币贮藏之风也很盛，绍兴三十一年，“言者论比年权富之家以积钱相尚，多者至累百钜万，而少者亦不下数十万缗，夺公上之权而足私家之欲，富者日益富，而贫者日益贫”〔7〕；会稽詹氏为郡巨室，其中詹抚干又最富，“藏镪尤多，……库屋十余堂，元堆叠缗钱”〔8〕。 南宋中期人吴箕说：“货殖列传中所载富者固曰甚盛，然比之近代，似不足道，樊嘉以五千万为天下高赀，五千万在今日言才五万贯耳，中人之家以五万缗计之者甚多，何足传之于史，盖汉时兼并之风犹未至甚，民之富者特止于是。自唐以来财产蓄于私室而贫民无立锥，宜乎货殖之多于古也。”〔9〕可见唐宋以来商品经济的发展使地主商人手中的货 币财富大量增加，但是“富室兼田千亩，廪室藏钱至累岁不发，然视捐一钱可以易死，宁死无所损”〔10〕。货币贮藏的盛行使大量货币不断沉积于流通之外，成为富室大家随时可以支配的财富，正常的流通难以进行，宋人诗曰：“物外幽奇物，吟看复叹呈，豪家始可用，穷巷却应无……良冶何由铸，常流岂易图，野人唯自爱，难把悦妻孥。”〔11〕“常流岂易图”正说明了宋代货币沉淀严重这一事实。 货币贮藏的普遍总的来说是商品生产不发达的结果，货币制度的不合理也会加剧货币贮藏的盛行，如铸币减轻、劣币流行使优良货币被贮藏。北宋时期主要以铜钱为流通手段，相对来说，北宋铜钱质量的变化不大，但也发生了两次铸币减轻的情况。第一次是宋仁宗时期在西北实行大钱和铁钱制度，致使小铜钱退出流通，“旧钱不出，新钱愈轻”〔12〕。第二次是宋徽宗朝蔡京推行大钱和夹锡钱，波及整个铜钱流通区，破坏性极大，“小平钱益少，市易濡滞”〔13〕使正常的交换都难以进行。 南宋铜钱退出流通领域的问题比北宋更为严重，主要原因是纸币的大量流通，以及南宋铜钱质量的普遍降低，使北宋以来铸造的大量优良铜钱退出流通。在会子尚未流通的绍兴时期就已经存在官铸铜钱含铜量降低，民间大量铸造沙毛钱，铸币质量低劣的问题，民间形成了“以积钱相尚”的风气，良币被大量贮藏，流通领域货币短缺，所以绍兴二十九年宋政府“立为限制。命官之家存留见钱二万贯，民庶半之，余限二年听变转金银算请茶盐香矾钞引之类，越数寄隐许人告”〔14〕，企图以立法形式限制私家藏钱，强制被贮藏货币重新回到流通中来。唐代实行两税法后造成了严重的钱荒，曾立法限制私家藏钱，两宋时期只有绍兴年间曾实行这样的措施，足见当时钱荒问题的严重。秦桧当政时，临安货币缺乏，市场商品滞销，“时都下货雍，乏见镪，市廛大缺，府尹以闻”，老谋深算的秦桧深知其中原因，于是召来文思院官，告以钱法将变，命铸新样钱，传闻于外，“富家闻者，尽出宿镪市金粟，物价大昂，泉溢于市”〔15〕。富人害怕现行货币废而不用造成损失，所以贮藏的货币就流向市场，市场由缺钱一变而为“泉溢”，从这一事例可以看出，所谓“钱荒”与货币贮藏有着极为密切的关系。 一般来说，被用于贮藏的只是那些实际价值等于或者高于名义价值的货币，只有这样的货币才具有贮藏保值的职能，那些不足值的货币则没有贮藏职能。在宋代来说，被贮藏的主要是铜钱，特别是铸造质量较好的铜钱，大铜钱、铁钱、纸币则不被贮藏，“铜钱以可运可积为贵，而铁钱不可运不可积为贱”〔16〕。在铜钱与纸币并用的时候也是铜钱被贮藏，而楮币则充斥于市场，“楮行而钱益少”〔17〕，所以，货币在流通中的沉淀主要是就良币而言的。与此相应的则是劣币的壅滞，在政府铸造流通劣币的时候，人们不愿把劣币保留在手中，而是竞相把劣币抛向市场购买商品，劣币的流通速度会因此而加快，劣币的面值本来就高于它的实际价值，流通速度的加快则加速其贬值，出现通货膨胀、钱多为患的局面。宋代凡是铸造大钱、铁钱和超量发行纸币的时期和地区，无一例外地出现了以钱多为患、劣币壅滞的现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