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白银需求在刺激全球白银生产、促成第一个全球贸易体系方面发挥的重要作用为世界学者所公认。16-19世纪，中国的商业蓬勃发展离不开外国进口白银，起初源自日本，但主要来自拉丁美洲。在这三个世纪的时间里，拉美白银对中国经济的重要性随中国经济、全球贸易的节奏发生了巨大变化。本文追溯了这些变化，直至源自西班牙比索的新的货币单位“元”的诞生。 一 引言 在中华帝国的晚期，白银在经济中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考虑到中国1889年以前从未发行过官方白银铸币，这一角色就显得更加重要。即使在缺乏官方白银铸币的情况下，15世纪，明朝(1368-1644)逐渐采用了以白银为主要支付手段的财政制度。从16世纪开始，商业的发展提高了市场的白银需求，并刺激了外国白银流入，起初源自日本，很快又从西属美洲进口。直到19世纪末，白银仍是中国主要的进口商品，尽管进口规模及其在中国经济中的重要性随着时间推移而变化。1935年，在世界其他地区早已采用金本位制后，中华民国政府推行货币改革，用法币取代了银元。此前，中国一直实行银本位制。 中国和日本学者早就认识到，从日本和拉丁美洲大量流入的白银是明末商业繁荣发展的重要力量。西方学者承认外国白银对中国经济的刺激作用，但更强调中国因进口白银而融入全球经济的负面影响。过度依赖外国白银被认为是1644年明朝灭亡的一个关键因素。这种观点认为，17世纪中叶全球白银生产和贸易的中断对中国经济造成了巨大破坏，使明朝无法抵御国内叛乱和外敌入侵。类似的，有学者认为19世纪上半叶因进口鸦片导致的白银外流引发了鸦片战争，使中国屈服于欧洲主导的全球资本主义经济。 这些关于中国对外国白银的依赖和供给冲击脆弱性的描述，忽视了中国国内经济的动态变化和白银在其中的地位。上述“危机”理论的前提是，中国对白银的需求在过去三个世纪保持不变，而忽视了白银作为贸易商品的特性，以及中国白银需求的波动。1670年以后，中国进口白银的规模随时间不断变化，但几乎完全来自拉丁美洲。要理解这些波动以及白银流入对中国的重要性，必须考虑中国国内经济走势、货币供应结构的变化以及国际资本流动。 二 中国的白银世纪(1550-1650) 明太祖朱元璋在位期间(1368-1398)决心彻底推翻此前蒙古对中国的统治。为恢复儒家经典中所记载的农耕社会制度和价值观，他否定了宋、元两朝持续繁荣的市场经济，制定了包括实物赋税、招募流民、建立卫所等一系列政策，并以实物而非货币支付官员和士兵的俸禄。明朝实行宝钞制度，禁止民间使用金银甚至铜钱。但到1425年，宝钞制度已彻底失败。由于缺乏足够的铜原料，明朝在1434年停铸了这种自秦朝建立以来政府发行的标准货币，导致民间以白银交易。然而，15世纪上半叶国内银矿开采热潮昙花一现，货币不足阻碍了商业的发展。 为实施反市场化的财政政策，洪武帝还禁止私人海上贸易，试图将海外联系限制在高度管制的朝贡体系中，在政府的密切监督下少量贸易。但这根本无法压制沿海的民间贸易，明朝建立的朝贡体系在1530年后随日本银矿的快速开发而宣告失败。至1540年，中国商人争相涌向日本港口获取白银。日本的“银矿热”恰逢葡萄牙人到达东亚海域。起初，葡萄牙人试图通过与明朝政府谈判获得贸易特权，但很快无功而返。随后，他们与国内走私者联手绕过海禁制度，将日本白银运往中国。1548年，明朝政府采取行动，从东南沿海的离岸岛屿铲除“倭寇”(尽管其大多数实际上是中国人)。虽捣毁了据点，但仍无法禁绝。为切断葡萄牙人和“倭寇”间的同盟，明朝在1557年允许葡萄牙人在澳门建立贸易站，并通过广州进入中国市场。1567年，因无力承担维持海上治安的高额费用，明朝废除了海禁。海外贸易虽仍受管制，且禁止中日之间的直接贸易，但私人贸易的恢复促进了繁荣。 向中国运送白银获利丰厚的消息很快在伊比利亚商人间传开。英国人Ralph Fitch在1583-1591年间游历了印度洋的葡萄牙殖民地，他写道：“当葡萄牙人从澳门前往日本时携带了大量丝绸、黄金、麝香和瓷器；而返程时则只带回银子。他们有一艘大帆船，每年都要从那边带回来约六十万葡元。这些来自日本的白银，以及每年从印度带回的20多万葡元，在中国得到了极大的利用”。在托尔德西里亚斯条约中将香料群岛割让给葡萄牙的西班牙王室，试图派遣探险队前往菲律宾群岛，打破葡萄牙对日本和中国市场的垄断。马尼拉湾长期以来一直是中日商人用丝绸、瓷器和金属制品交换黄金、蜂蜡和木材的贸易站。1571年，西班牙占领马尼拉后即开始与中国进行贸易。这开辟了一条通过跨太平洋大帆船贸易获取美洲白银的新航线。中国商人很快抓住了这个机遇。1575年，超过12艘中国帆船在马尼拉靠岸；到1584年，每年大约有25-30艘中国帆船抵达马尼拉。1593年，由于担心美洲殖民地的白银大量流到中国，西班牙王室开始限制马尼拉和墨西哥阿卡普尔科之间的帆船贸易，设定了每年两艘船、运载不超过50万比索的限额。但是，马尼拉的殖民者、墨西哥商人和殖民当局等既得利益者，最终说服皇室打消了禁绝帆船贸易的主意。 拉丁美洲的白银出口，包括通过跨太平洋的帆船贸易和从欧洲跨越印度洋的再出口，部分是由于欧洲消费者对来自中国的手工制品如瓷器和丝绸的需求越来越大。但正如Fitch和其他欧洲商人很快意识到的那样，将白银运往中国是非常有利可图的。在中国，白银相对于黄金和其他大宗商品的价格远高于欧洲和美洲。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写道：“(在中国和印度)几乎没有任何商品能带来更好的价格，或与它在欧洲所耗费的劳动力和商品的数量成比例，它将(在亚洲)购买到更多的劳动力和商品”。因为贸易对亚洲和欧洲商人都有利可图，“新大陆的白银成为两个遥远地方贸易的主要商品之一，通过它很大程度上将那些遥远的世界各地彼此相连”。因此，将白银运往中国的套利利润是建立第一个真正的全球贸易体系的主要动力。
